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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绪纷飞悼定剑

蔡定剑教授不幸离世,应该是今年中国的重要新闻事件之一。

早就知道他有病,但没想到他病重,更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离去。先是从网上看到消息,又有朋友说消息不真,便盼着他真的没事。后接到治丧委员会的电话,才知道噩耗为真。心里难过,为他,也为和他心有相通的仁人志士。

和定剑教授交往并不密切。早先是在媒体上看到他的大名,后来在一些会议场合见到他。听他讲话,以为他是很善良的人。他讲话不是那种恣意汪洋的风格,更不剑走偏锋,语不惊人死不休。听得出他是见过世面的人,说话不紧不慢,娓娓道来,透出一种自信。他讲话信息量大,引人入胜,我感到大家都喜欢听他讲。

通过一次会议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会议的发起人、主持人。时间是08年12月27日。会后揣摩,他对这个会很用心。参加会议的有王贵秀、毛寿龙、张鸣、汪玉凯、吴思、展江、于建嵘、赵树凯、任剑涛、袁绪程、高放、吴家祥等20余人。来参加他组织的会议,至少说明大家对他以往所做的工作有认同,但我以为不止如此。

会议的主题大概记得是谈过去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做点反思,估测未来。与会者的共同之处是比较理性,但又各有思想语言风格。大家都敞开心扉讲话,很投入,很认真。记得定剑在会上听得很多,说得少。看他精力已不是很充沛,我也不太在意,以为过半百之人,治学过于投入,自然不会活力奔放。现在想来,当时他可能已有病魔上身。

这次会后,他的助手有过电话,记得说要编辑出版一个集子,好像和会议内容有关。后来怎么样,我已不大记得。以往参加很多会议,大多过后就忘得干净,但对这次会议的感受总留在心里。

定剑教授最后有一个发言,不很长。他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继续放权,主要是中央给地方放权;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地位,修改选举办法;扩大基层民主,支持NGO大力发展。他还评价了过去的改革,认为有成绩,有曲折,有不足。因为他在全国人大工作过很长时间,掌握的情况比较多,对改革的复杂性认识比较到位,所谈内容便比较实在。总体看,他赞成渐进改革。

如果定剑继续健康地活着,相信他还会做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可偏偏天妒英才,让他早早离开大家。中国知识界,像他这样治学勤勉,又有很好平衡感的学者,并不是太多。他的逝世,的确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损失。

这几年,时不时听人讲,说中国知识界人士的平均寿命要小于全社会的平均寿命。因为这个说法好像不是来自专业统计调查机构,便不敢完全相信,但定剑教授的逝去却又让人不得不关注知识界人士的健康问题。

实话说,知识界人士的营养水平不会有太大问题;让人担忧的也许是他们的焦虑和劳累。

按说定剑不会对中国改革过于焦虑。主张渐进改革,就不会对改革的快慢过于忧心。因为这种主张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出于得失算计的理性思考。在前面提到的会议上,我也提出渐进改革必要性的几个看法。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要有大的进展,需要几个条件,一是国民比较富裕,社会比较平等,耐用消费品基本普及,由此降低政治极端人士的比例;二是“熟人社会”基本解体,社会高度专业化,由此可以免除黑社会政治;三是民众的文化差异缩小,由此可以免除国家分裂;四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多元化程度提高,没有哪一个利益集团能对国家政治天平发生过大的影响,由此保持政治平衡和社会活力,使权力转换不至于摩擦过大。中国要具备这些条件,需要一个过程;且在现行政治框架下,这些条件事实上也可以生长,除非基本不去改革。所以,不论一个学者有多么强的入世意识,只要有这样的认识,也许不会对时局过于焦虑。当然,若入世意识极强,且又感到报国无门,那是注定要焦虑的,时间长了就影响健康。但定剑从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位上退到大学当教授,想必不会有太强烈的入世追求。

与蔡定剑教授没有深交,对他的生活方式不了解,但若做揣测,窃以为他在治学读书上是拼上了身体的。见过周围得肝病的熟人,也有不少能撑很多年的,但他却熬不过去。治丧委员会发布的蔡定剑教授的生平介绍说,他在患病期间还坚持工作,每天只睡5、6个小时。他积劳成疾,当属无疑。

在定剑告别仪式上有熟人相遇,对视无语,但心中的哀痛却写在脸上。也许换个场合,朋友们会互道珍重,但过后谁又肯稍有懈怠,不去努力做更多的事情?

蔡定剑教授对未来中国政治构想的蓝图总会实现。在那一天,至少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会高度职业化,思想家变成少数,有志于政治的人士或者做咨询专家,或者自己披挂上阵,试试政治生活的水浅水深。有这样一个政治生态环境,也许知识界人士的焦虑就会少许多,辛苦也会与乐趣相伴。但愿蔡定剑教授的早逝是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所做的牺牲。

题记:此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发表时编辑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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