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宅基地、耕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也涉及国家对农地征收，其中，耕地产权制度改革现在用“三权分置”来形容。要明白“三权分置”改革的意思，必须回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程。

我国上世纪50年代推行了农业合作化制度，将农户的耕地收归农村社区所有，实际上建立了一种关于土地财产的“社区共同共有制度”，农户并没有权利退出这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农户由村庄领导统一安排生产、统一分配产品。我们把这个制度叫做农村集体经济制度。这个制度的最大缺陷是效率低，以致我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能很好解决吃饭问题。

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完全分给农民自己耕种的“自留地”产出效率高。到上世纪“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一些地方的农村干部就大胆将集体耕地分给几户农民耕作，不再搞集体统一经营；还有的地方干脆将耕地分给每家农户自己种，产品分配奉行所谓“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安徽小岗村以这样的改革驰誉中国。这样一来，农民积极性大为提高，农业效率显著提升，使中国一举解决了吃饭问题。这个做法抛弃了集体统一经营，意味着一场“革命”。后来，政府和农民把这种改革叫做集体土地承包制经营制度改革，意思是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但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承包权，并自主经营。农户的这种权利被简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

我国2003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2007年的物权法，都肯定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时候，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主要体现为定期发包土地的权利，法律对集体干部干预农户经营做了很多限制。对农户来说，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格垄断的特别经营权，因为只有村庄原住户才能得到这种权利，法律不允许村庄以外人员获得这种权利（林地也有例外情形）。再往深说，土地承包权长期化以后，集体不能再通过一些办法重新发包、调整承包地，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其实与所有权的意义相当接近了，这便是马克思强调的经济意义上的所有权。

再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不再自己耕作土地，他们就把土地出租、转让给其他人，包括村庄以外的人，且大多不限定身份，突破了集体成员范围。后者获得的权利，从法律上说，不是承包权，而是一种经营权；承包土地的资格还掌握在原农户手上。这样，就有了三种权利，即归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归原农户的承包权，以及归实际经营者的经营权（在实践中，也有集体将土地直接发包给集体以外人员的情形，原农户的承包权没有体现出来，特别在林地承包中这种情形比较多见。）

对上述土地权利配置，中央的政策主张是“坚持集体所有权，落实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这个政策支持土地流转到专业的农业经营者手上，有利于扩大农业规模经营，降低农业成本，提高中国的农业竞争力。

但是，这个制度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中央在2008年提出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目前中央又推进土地确权颁证工作，这样，农户的承包权就有越来越大的权利强度和含金量，但农户转让给他人的经营权，往往期限短，不具有长久不变的性质，投资者不肯对土地做长期投入。实践中还出现地租率很高的情况，土地经营者不堪重负。于是，改革一前线的干部群众又在动脑筋：能不能让农户把自己的承包权自由转让给不限定身份的其他人呢？

从媒体披露看，重庆巴南区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在那里，投资者出资使农户有偿退出土地承包权利，交回土地给集体，再由集体将土地流转给投资者。报道虽然没有说投资者是不是获得了承包权，但实际上限制农户承包权流转的坚冰在这里已经被打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开端。笔者以为，如果安排好过渡期内的风险防控办法，这项改革可以向全国推开。我们期盼决策者思想再解放一点，改革的尺度更大一些。

 发表于今日新京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