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了官方目标，并不意外。在通货膨胀率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2017年继续保持既往经济增长速度是有可能的。中央政府手里的利率调控、财政收支调控以及影响地方投资的“窗口指导”手段，都有比较大的使用空间，足以使经济增长率不至于低过6%。

按购买力平价考量，中国经济总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按人均计算相当于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按不变价格计算）。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有过几个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中国在未来30年里也保持较高速率的稳定增长？如果满足一定条件，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比较美国类似经济增长阶段，中国拥有的优势，一是劳动力数量比较充裕，在城乡人均收入接近的转折点形成之前，还有近1亿5千多万农村劳动力可以转移，这个资源转配所创造的生产力十分巨大。美国依靠国外移民，中国有自己的农村人口可以转移。二是人力资本水平不低于美国上世纪50年代。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已经接近峰值，人力资本水平难以再进一步提高，是错误的。三是中国有望继续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尽管这个因素今后会发生显著变化。四是得益于中国专家的学习能力，中国中央银行对经济运行的调控能力超过欧美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

以上优势的发挥需要形成以下条件；

第一，继续扩大市场经济强度，充分保持经济体的竞争活力。由政府操刀实现“去产能”弊大于利。经济体有一定冗余的产能，是竞争的常态。政府只需要用环境和安全标准来确定企业进入或扩大的门槛，不需要对企业实施其他管控。

第二，建立低利率经济运行机制。以往将外汇储备规模与货币发行联系起来，为防止通货失控，不得不维持较高利率。这个依从关系应逐步改变。当前合理的外汇储备应该在1万亿美元之内。我国进出口品种繁多，数量巨大，市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不应过分背离。

第三，通过土地规划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国民财富占有总量。仅从土地财富占有或使用看，以往几十年发展的结果是“国富民穷”、“商富民穷”。不能再以居住用地的高地价来支撑工商用地的“低地价”、“负地价”。可靠分析表明，让城市中产享受一定量的产权清晰的土地占用权，与耕地保护、环境优化等公共目标维护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此举有利于极大改变国民支出结构，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支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第四，与前述改革相联系，主要通过居住形态变革，增强国民创新活力。有研究表明，有一定院落的住宅有利于儿童身心发育和学习能力提高，还有利于成人科学发明，是科学进步的基础。从欧美的经验看，高层民居是社会稳定的隐患。改变改变居住形态，还有利于遏制境外购房热，利好国际收支平衡。

此文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20170310“百名中国学者前瞻中国经济形势”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