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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了官方目标,并不意外。在通货膨胀率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2017年继续保持既往经济增长速度是有可能的。中央政府手里的利率调控、财政收支调控以及影响地方投资的“窗口指导”手段,都有比较大的使用空间,足以使经济增长率不至于低过6%

按购买力平价考量,中国经济总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按人均计算相当于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按不变价格计算)。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有过几个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中国在未来30年里也保持较高速率的稳定增长?如果满足一定条件,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比较美国类似经济增长阶段,中国拥有的优势,一是劳动力数量比较充裕,在城乡人均收入接近的转折点形成之前,还有近1亿5千多万农村劳动力可以转移,这个资源转配所创造的生产力十分巨大。美国依靠国外移民,中国有自己的农村人口可以转移。二是人力资本水平不低于美国上世纪50年代。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已经接近峰值,人力资本水平难以再进一步提高,是错误的。三是中国有望继续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尽管这个因素今后会发生显著变化。四是得益于中国专家的学习能力,中国中央银行对经济运行的调控能力超过欧美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

以上优势的发挥需要形成以下条件;

第一,继续扩大市场经济强度,充分保持经济体的竞争活力。由政府操刀实现“去产能”弊大于利。经济体有一定冗余的产能,是竞争的常态。政府只需要用环境和安全标准来确定企业进入或扩大的门槛,不需要对企业实施其他管控。

第二,建立低利率经济运行机制。以往将外汇储备规模与货币发行联系起来,为防止通货失控,不得不维持较高利率。这个依从关系应逐步改变。当前合理的外汇储备应该在1万亿美元之内。我国进出口品种繁多,数量巨大,市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不应过分背离。

第三,通过土地规划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国民财富占有总量。仅从土地财富占有或使用看,以往几十年发展的结果是“国富民穷”、“商富民穷”。不能再以居住用地的高地价来支撑工商用地的“低地价”、“负地价”。可靠分析表明,让城市中产享受一定量的产权清晰的土地占用权,与耕地保护、环境优化等公共目标维护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此举有利于极大改变国民支出结构,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支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第四,与前述改革相联系,主要通过居住形态变革,增强国民创新活力。有研究表明,有一定院落的住宅有利于儿童身心发育和学习能力提高,还有利于成人科学发明,是科学进步的基础。从欧美的经验看,高层民居是社会稳定的隐患。改变改变居住形态,还有利于遏制境外购房热,利好国际收支平衡。

此文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20170310“百名中国学者前瞻中国经济形势”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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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党国英

197篇文章 6年前更新

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问题。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发表过“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理论及其在农村分析中的应用”、“关于社会冲突的一个假说及其实证分析”、“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等重要学术论文,以及大量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评论,在这一领域有一定影响(可检索互联网)。出版《农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著)、《驻足边缘》(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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