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中国乡村的确有一番梦想。

首先，我梦想居住在乡村的居民是中国比较富裕的人群，他们的收入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高峰大概是14.5亿左右，差不多4亿个家庭。1亿个家庭住在乡村，3亿个家庭住在城市，城市化率达到75%以上。在1亿个乡村家庭中，约有3千万是家庭农场主，其余是与农业和农民有关的家庭，以及一部分“逆城市化”迁移家庭。3千万个直接务农家庭要比现在的中国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资源，农业规模经济会大幅度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超过城市家庭不是难事。农村不再是“劳动力的蓄水池”，不再有失业者；失业者居住在城市。严重残疾人口也会在城市得到供养。因此，农村基本不再有穷人。

其次，我梦想中国农民会给社会提供相对低价的食品，使得中国人的吃饭相对成本降下来。这是一件大事。我们现在吃饭开支占家庭开支的比重在35%以上，近些年这个比重竟然略有上升，实在令我们羞愧。如果吃饭开支比重降到20%以下，中国人的职业选择行为会发生显著变化，人们会更多地按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中国要转变为一个有创新活力的国家，必须把中国人的吃饭成本降下来，使得国人在选择职业时不再是为了“找饭碗”，而是基于兴趣、爱好选择终生事业。为此，中国农业不能像日本那样，把本国农产品变成“奢侈品”。兴趣产生创造，我们国家就具备了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条件之一，国家就可能更有活力。为此，国家的农业政策要有更明确的目标，要努力使农业成本降下来，而不是一味地提高粮价。

我还梦想，中国农民成为职业农场主以后，会有更高的居住品质，乡村变得更加美丽。未来中国还会有村庄，例如有1万个左右的特色村，但大部分村庄会消失。中国职业农民将因生产的需要分散居住，在全国形成几百万个分散的小型农业居民点。农民将有不同风格的农庄，星罗棋布地分散在田野上，形成美丽景观。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职业农民不适合集中居住在大的居民点上，更不能居住在城市坐公共汽车上下班。农民要起早贪黑时刻监视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他们还有自己的粮仓，有自己的大型农业机械，分散居住更为合适。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实行的简单化的“并村”政策必须考虑停止。脱离农业的农村居民可以进城居住，“空心村”也可以拆并，但无论如何不要把职业农户或潜在的职业农户赶到“集中区”里。

更有效地保护农地也是我的梦想。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坚持农地保护不动摇，有充分根据。相对于我国的人口数量，并考虑到国际比较因素，我国的土地资源要确保国民的食品安全、支撑有竞争力的农业，条件并不是太好。优质农地不足，是我们发展现代农业所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实现这个目标，当然是尽可能地把优质农地保护起来，具体说，就是把我国适合搞规模化农业的平原地区的农地保护起来。保护其他条件差的农地没有用；那些土地因不便规模化耕作，交通条件又不好，已经或正在被农民撂荒。换句话说，中国的农地并不是绝对数量有问题，而是农民愿意耕作、能给农民带来利益的优质土地不足。随着中国工资水平的上升，农业劳动成本还会增加，将导致更多的劣质耕地会退出耕作，优质耕地所承载的农产品生产任务将国家艰巨。农地保护会影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么？决不会。有的专家学者拿城市化的需要来批评农地保护政策是没有依据的。我国城市建成区的经济密度不高，平均每平方公里产出GDP不超过50万元。如果按这个标准来扩大城市，当我们实现强国梦时（GDP总量在320万亿以上），城市面积还要扩大6倍以上，即再占农地5亿亩！相反，如果我们提高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把每平方公里的GDP产出水平提高到300万元，城市面积就不扩大，而这个指标和发达国家比，根本不算高。笔者期盼，国家可以用“农业保护区”制度替代“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为此，笔者不妨在这里多说几句。建立农业保护区制度旨在更有效地防止滥占耕地，堵塞变相蚕食农地、多头分散上马工商业项目的管理漏洞。农业保护区应是空间连续、面积较大、包括现有基本农田及周边尚未开发的其他土地的区域。国家可要求地方政府划定多片农业保护区。这个制度可设定：除公益性基础设施以外，农业保护区内不允许新增任何非农业开发项目；现有非农工商业项目逐步退出保护区。农业保护区内的常住居民为专业农户和特色村居民。不允许非农业居民购置农业保护区内的任何房产。现有非农业居民和今后脱离农业的居民逐步退出保护区。农业保护区归区级政府直接管辖。

最后，我梦想，中国农民最终会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他们甚至还有某种城市居民没有的“特权”。他们仅仅因为居住地的不同而成为“城外市民”，本质上与市民没有差异。职业农民的小型居民点直接归小城市或城市的某个区直接管辖，多数情况下我们将不再习惯把他们称为“村民”。他们享受某些公共服务只不过要比城市居民多开几十分钟的汽车。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农业具有多功能性，国家可能会给他们财政资助，而这种资助是城市居民无法得到的，这便是他们的特权。总有一天，中国农民会说：我是农民，我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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