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紧裤带过日子”这个短语常用来形容一种人们因被迫无奈而不得不接受低标准生活的窘境。

　　从史料看，尽管“勒紧裤带过日子”不是人们的本性追求，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却是多数百姓的生活常态。在前现代化时期，“30亩土地1头牛”意味着一个家庭只有不到2000斤谷物。若一个家庭5口人，生活会十分拮据。如果这个家庭是佃户，恐怕更只能勉强度日，家人勒紧裤带，忍饥挨饿，应该是常事。古代有文献说，“五口百亩之家”是社会繁荣的基础，这个大抵不错，但这种家庭类型只有在王朝更迭周期的少数年份才会多一些。

　　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时代，按说不会有百姓“勒紧裤带过日子”的情形了，但仔细想想，因为国家政策使然，这种情形也会换个形态出现，“勒紧裤带过日子”有了另一种翻版。在我看来，限定百姓持有的财富形态，就是要百姓“勒紧裤带”的一种形式。

　　中国的土地政策极大限制了百姓消费，也限制了百姓向中产阶层转化。

　　城市的土地供应政策降低了大多数老百姓拥有独栋房产的可能性。老百姓在拥挤的楼房里，虽然有个土地证，但土地是所有居民共有的，只有百姓在出售自己的住房时，土地价值才可以实现。我们国家，居民区用地占城市建成区的比重多在25%左右，同样指标在欧美约为45%以上，东京甚至到了59.2%。于是，中国的房价走到了多数发达国家前头。一线城市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楼面价到了房价数倍以上，而东京新宿独栋房产的同一数值约为四分之一。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城市基本不许建独栋住房的政策还算大体能落实，因为一线城市的独栋房屋价格远超过了欧美一线城市的富人区独栋住宅。中国只有富豪、明星能买得起独栋住宅房屋。房价居高不下，房产便成了投机、保值投资的标的物，而中国偏偏没有房产税，于是，投机者大量囤房，房价愈是难得下降。这使房价的分配功能大过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百姓更多地是把自己的储蓄交给了房地产商与政府的城市建设平台公司。

　　土地政策导致的房价怪胎不仅让老百姓“勒紧裤带”，楼房单元住宅建设客观上也确实不能拉动消费。独栋住房与楼房单元住宅相比，在一次性购房以后所产生的后续支出差距有天壤之别。楼房单元住宅的使用除物业服务费之外，基本上不发生后续与居住有关的支出，而独栋房屋的使用则会跟随很大的支出。因为房屋是独立的，自己折腾房子影响邻居的“外部性”发生的机会大大降低，于是，个性化的房屋维护、能源系统的改造、小型花园的构造维护、比轿车更贵的皮卡的购置、待客便利设施的配备、因私密性得到保障而扩大对保姆的需求、房屋维护工具的购置、小区公共设施的精细化管理等等，这些代表了生活品质的提高，自然也会极大地增加支出、拉动国民消费。但是，“勒紧裤带过日子”的人们，对这种生活品质是不敢觊觎的。政府政策使一般百姓面对巨大的初始投入门槛只能“望洋兴叹”。

　　好歹活着就不错，拥挤的日子也是日子，好处是省钱。于是，劳动力价格很低，工资不需要太高。吃饭凑合月支500元，蚁族抱团房租300元，衣物网购月摊200元，待客上大排档马虎支出100元，令人心疼的交通费每月300元，通讯费100元是底线，孝敬爹娘好歹摊上200元，满足不良嗜好再花300元，谈感情怕伤钱就不恋爱，体瘦腰细也不必去健身馆，还有不可预见费500元，各种保险费非交不可又是600元。如果月薪5000，还剩1900，存着吧，等爹娘靠勒紧裤带攒的钱帮助自己买房时，自己也能拿出一点来，算顾得住脸面。

　　这种状况能兼顾效率、平等，能守住社会稳定么？难度太大。如果上述情形在封闭条件下发生，现实还会更糟，这个自不必讨论，因为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已经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经济体。我们要讨论的是开放条件下“勒紧裤带过日子”结局会如何。

　　从大格局看，这种“勒紧裤带过日子”的意念及其政策导致效率损失无可避免。消费受到抑制，加之劳动力成本比较低，贸易顺差会很大，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外币对人民币贬值，但货币发行国可能没有通货膨胀，当人民币升值到了一定程度，国外土地产权便有了投资价值，于是，资本精英与知识精英便在国际上展开套利移民，大量购买发达国家的地产房产。新近的报道是马云与马化腾斥资数千万美元在纽约附近购置了百余平方公里的地产。因为政府手中的外汇是货币发行的基础之一，按说外汇储备没有对应的国内的水平供应，会发生通货膨胀，但政府的利率政策与准备率政策被用来防止通货膨胀，便导致国内的资本价格高昂。国内资本价格会吸引国外资本进入中国货币市场展开套利行为。这两种套利行为并不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有朋友会说，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个当然没错，但相关的问题是劳动力没有自由流动，国内土地市场开放度低，所以说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不对称的资源流动。我们需要国内的自由流动与国际的自由流动相互匹配。

　　眼下的政策还伤害社会平等的建立。资本高价本身易于使富者恒富，穷者恒穷，这个自不待说,能够借人民币升值条件而出国购置地产套利的也不会是一般的老百姓。从土地的实际占有看，中国其实不能真正控制私人对土地的奢侈消费性占有。各类法人占地的条件过于宽松，给法人所包含的部分自然人享有土地提供了极大空间。社团法人占地通常富裕，有的法人有培训中心、变相出租的设施、大花园环绕的接待中心等等。企业法人占地也很阔绰，例如北京郊区的度假中心、会议中心、高尔夫球场占地，就一点也看不出北京是一个缺地的城市。对比之下，看看北京的居民区吧，四环外的几个大型居民区大概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居民区。天通苑占地面积约48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600多万平方米，容积率超过10倍，每平方公里人口估计在8万人以上！国内资本价格高还限制私人投资扩大，影响就业扩大，增强工资上升的阻力，从而进一步制约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提高。

　　百姓财富扩大受限，当然影响社会稳定。近几年，笔者一再呼吁人们注意社会心理与财产形态之间的关系，但因人微言轻，似乎没有谁将这种关系当一回事。中国有近150亿亩国土，如果拿出来约几千万亩地的使用权让城市大部分家庭拥有独栋房屋，当然也拥有约200平方米土地，究竟碍什么事了？这么一个变化，换来的是国民的好心情，是中产阶级的感受，是保守而非激进的意识形态，有什么不好？一方面让老百姓挤在高层建筑里不自知地生闷气，另一方面又建造发泄闷气的公共广场，想鼓励什么？想刺激什么？居住形态，兹事体大，还要怎么说才明白？社会稳定要持续，必须靠内生的社会妥协愿望，不能靠强制。绝大部分人有了一份接地气不动产后，变得慈善友好了，少量的穷人也就有了稳固的“便车”可以搭乘，社会便大体可以是一个整体。我们当然知道百姓的财产形态不是决定社会稳定的全部，但更应知道“木桶短边效应”的意义。纵使其他方面努力有成就，在改善百姓财产形态这件事上出了差错，木桶的长边也毫无用处，木桶的盛水能力还是不行。

　　解决问题的出路，当然是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土地规划管理体制以及城市居民建设用地的入市办法。改革的突破口是鼓励独栋房屋的建设，可以用经济办法鼓励现有利用效率很低的土地转为独栋房屋建设用地。土地应可以“零售”上市，让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家庭直接与建筑商签订建造合同，把开发商晾一边。要支持城市郊区及浅山地带的不适于发展农业的土地有条件地转变为独栋房屋建设用地；用严格的环境标准与土地占用差别税率显著增大少数人建设豪华庄园的成本；应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城市建设高层住宅，现有楼房降价到一定能够程度后，应鼓励进城农民工家庭租用或购买。以上措施应尽可能用市场化办法推出，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命令的直接干预。

　　首发于：城市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