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目标要在通货稳定的前提下实现，这就必须兼顾总供给与总需求两个方面。总供给条件不改善，通货膨胀水平可能会提高；总需求条件不改善，通货可能会紧缩，企业没法活。二者还会相互影响，这里不论。
    
改善总供给条件的关键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总供给曲线由所有企业的边际成本所决定；边际成本下降，均衡增长水平就可能提高。改善总供给的具体办法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要在预算硬约束条件下展开竞争。为此要大力发展私营企业。二是所有生产要素要尽可能卷入市场分工体系。为此要强化市场对传统农业部门裹挟、冲击，让农村劳动力进入效率更高的城市经济部门。三是政府保持对市场独立运行的最大限度的克制。现代经济是专业化的经济，官员不能替代商人去决策。政府主要管好货币，同时把钱主要花的公共领域，至于结构与就业问题，交给市场即好。
     
改善总需求条件非常重要。政府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当然有必要，但在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是解除消费抑制，促进富裕型消费模式的建立。“吃饭一斤粮，睡觉一张床”是前工业化的消费理念，如果坚守这种陈旧理念，工业革命就不需要了，经济增长也基本不需要了。庞大的以耐用消费品为核心的制造业体系形成以后，必须辅之以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其要点，一是扩大居住消费（不是高价买房）与出行消费，释放居民对保护隐私与增进自由需求。对独栋房屋的需求、去中心化的居住点选择倾向、对轿车的需求，都是需要鼓励的消费意愿。为此要大力发展以独栋房屋为主的住宅区，鼓励购买家庭轿车。二是放手发育城市型熟人社会，形成攀比型消费模式。现代社会的消费支出中攀比型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若反对这个，经济增长就没有了动力。但支撑攀比型消费的重要社会条件是城市的熟人社会，而多层共用楼房居住模式不利于形成城市熟人社会。所以，这个改变也需要大力发展独栋房屋为主的住宅区。三是鼓励中产阶层对独立小环境品质的需求，增加私密空间供给。国人日盛一日的出国买房热，不过是要一个环境而已，我们何必坚守目前这种抑制此种消费的土地规划管理制度？现在的多层共用楼房为基础的居住形态有极大弊端，在楼房里，家家互相包围；出了楼房，则是广场空间，人们无法为个性化空间买单，还造成了政府的广场维护费用。
     
为了打破消费抑制，中国需要一场“居住形态革命”。为此，要学习欧美日发达国家自发演化形成的居住形态，在城市建成区中大幅度增加居住区的比重，并诱导房价下降，建立住宅用地永久产权制度。只要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实现这个目标的土地资源供应不会有任何问题，农地保护不会有任何问题。打破消费抑制关乎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再不可因小失大，贻误发展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