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博鳌论坛“林毅夫舌战群儒”

正在举行的博鳌论坛的一场讨论引起社会关注。据媒体披露，林毅夫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政府发挥作用有关；政府的作用弥补了市场缺陷并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他还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对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有普适意义。参加论坛的几位西方学者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政府投资拉动的结果，这种模式对欠发达国家没有普适意义。我看这两种意见都值得讨究。

所谓欠发达，不过是这样一种情形：一方面居民对财富与服务有巨大需求，另一方面生产要素未得到充分利用，形不成有效的产品与服务供给。沟通二者的路径，最有效的是市场。市场运行的基础是要素自由流动。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分工；分工引起技术进步；结果带来劳动效率的提高，产品与服务变得相对便宜，人均财富量不断增大。经济增长不过就这么一回事。

经济增长过程中，市场当然会发生“失灵”的情形，但这种失灵只会发生在公共领域。实践中经济增长会更多地会遭遇“政府失灵”。政府决策不仅在公共领域失灵，更会侵入私人领域，发生更严重的负面作用。单从抽象逻辑上看，哪一种失灵都不好，但实践中更多地是政府失灵带来麻烦，而市场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中国经济增长当然与政府有关，但这不是说政府发挥了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因为改革开放前在中国无市场可言。后来政府收敛了自己的“任性”，给市场作用留下了空间，要素配置趋于合理，经济才得以增长。例如，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政府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入效率更高的城市经济部门，城市与农村的经济效率同时提高。中国以往经济增长的秘密便是表现为城市是化率迅速提高的社会分工的扩张与深化，其中最核心的是人口流动的自由度有了大幅度提高。一言以蔽之，就中国实践而言，市场的有效性远远大于其失灵的负面性。直到现在，如果说中国经济还有什么问题，主要不能怪市场，而应怪政府的市场化改革不够。

中国经济增长其实是一个老套的故事。如果要把这个故事说成是一个“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当然有普适意义。在我看来，这不仅对欠发达国家有意义，对发达国家也有意义。欧美国家的政府，特别是欧洲政府，手伸得太长，造成了政府失灵，自己却浑然不知，以为要学习中国的政府干预才能走出泥淖。其实，中国的经验主要是证明了欧洲的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道理，而不是东方的什么神秘文化。

中国以往快速发展的道理，真还被某些西方学者所误解。他们以为中国政府的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事实上，主要持续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根本不可持续。如果政府不高额负债，政府投资短期内会发生投资的挤出效应，不会对经济增长发生明显影响。对2005年至2014年的中国全社会规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做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呈弱相关（0.3），对前者与消费物价指数做分析，发现二者的相关性为负数（0.06）。2008年底，中国政府发动了一个四万亿的紧急投资计划，为学者所诟病，其实这里有误会。这个投资不到固定资产投资的10%，加上挤出效应，影响作用不大。真正发挥作用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在2010年落地，而这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低于10年内的平均水平。

笔者赞成斯蒂格利茨近期发表的一个意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在强化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要加大需求侧的改革，重点是解除消费抑制。中国人的消费短板是居住品质甚低，相应的消费支出也很低。购房是投资，不是消费。高房价带来分配恶化效应，并不能带动经济增长。房地产业界的某些老板总拿中国的flat与欧美发达国家的house相比，实在可笑。中国未来发展要以提高中国人的居住品质为突破口，为此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首载微信账号“淘皮克”，题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