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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性情不同,生存状况不同,对节日的感受就会不同。一个非大众关注人物,大可不必谈自己对节日的感受,因为别人不会有兴趣听。

节日活动具有公共性,人们过节很大程度上是过给别人看,包括给自己的亲人看。时代不同了,公共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人们过节和30多年前大不相同了。要听上年龄的人讲过去过春节,年轻人也许会感到自己赶上了开放中国带来的好日子。但这种感受只是倏忽间的事情。现实的人们,若借节日长假能掸掸疲惫身心之上的尘土,稍稍让自己喘口气,就该额手称庆了。

我们需要节日。往大面上说,节日是民族认同的途径之一;政治家要想增强民族凝聚力,就该认真打造民族的重要节日。从小节上看,节日让机械旋转的生活陀螺暂时停下,而让更久远的生活习俗挤进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有暇反省一下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免得忘记做人的本意。说这两句话,不是想把自己臆想的节日的庄重和优雅强加给谁人,乃是节日的本意如此。遗憾的是多数国人行色匆匆,早已无暇顾及节日的本意了。当然,这怨不得人们。

我希望节日回归本意,并有时代新意。但愿到2020年,中国人过春节会有更大不同。

那时,中国的春节成为世界性的盛大节日。在大城市,市民有盛装游行,而不是只有花小钱、品手艺的庙会。在小城小镇,让老百姓不停歇地闹腾,闹出地方品牌来,让世界好奇之人来观赏。中国人需要将春节打造成自己的狂欢节。

那时,我希望绝大部分中国人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在自己家里过年,不要再为回家的火车票发愁。这个愿望似可实现。单2011年政府就打算造1000万套廉租房,再有10年,中国少数也要有上亿套廉租房。到那时,“农民工”就该成为历史。

那时,中国的劳动者不要到年关还发愁领不到工资。我憧憬,那时中国有了“工资法”,劳动者开始按周领工资。按法律规定,雇主若欠薪一周,就必须自己到监管部门申报,用不着劳动者自己事后辛苦求政府。若欠薪两周,就启动破产程序,冻结雇主财物。雇主给劳动者发工资,本该是天字第一号的事情,现在闹到要人自杀的程度才有个结果,否则监管部门说自己管不了。但愿这种荒唐事很快变为历史记忆。

那时,中国的有钱人不再跑到国外去过年。国外度假可以有,但春节还是留在家里好,因为春节的根在中国。倒是盼望国外的侨民们能“打飞的”会到故土来度假。那时的中国更富强、更有魅力,兴许国外的雇主们还真能给华裔雇员放假,满足他们的心愿。

那时,中国传统礼仪真正回归,而不是“形礼而实贿”。古人云,来而不往非礼也。现在逢年过节,但见下级人士大包小包进了上级人士的门厅,谁见过相反的情形?送礼非自愿,无奈而已。但愿那时有了好的官场环境,大官不敢收礼,小员不必送礼。

到那时,政府乃至全社会对难过年关的穷人有更多的关怀。政府不仅把穷人孩子的基础教育兜起来,还给他们发放免费营养午餐,让各色基金会再不要为此而操心。希望有基金会做些政府做不来的事情,例如,由它们给城市流浪者开年夜饭。

以上的愿望是天方夜谭么?我看不应该是。中国人继续努力做事,一年比一年就会更好。中国普通劳动者是可信赖的,就看我们公共部门的官员们努力到什么程度。年前政府正式推出了房产税改革试点,核心是将税款用来建设廉租房。这件事情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意义超过银行利率提升两个百分点,好比政府送给民众的新年大礼。这个能做,赠与税、遗产税就不能出台?进一步,土地使用权就不能永久化?反腐败就不能学学香港?做这些事并非要惊天动地。跬步前行,十年可成大业。

一个理性的乐观主义者给写下这些话给南方都市报的读者们拜年:新年愉快!

此文是给南方都市报的新年寄语。发表时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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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党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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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问题。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发表过“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理论及其在农村分析中的应用”、“关于社会冲突的一个假说及其实证分析”、“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等重要学术论文,以及大量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评论,在这一领域有一定影响(可检索互联网)。出版《农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著)、《驻足边缘》(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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