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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在我国城市化加快步伐的大背景下,各地在实施“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工作中,充分理解和落实总理这一指示非常重要。按照总理的指示,依笔者理解,不仅在进城或留乡问题上由农民说了算,就是在各地搞的“迁村并居”工作中,也应该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

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缺陷,我国大部分农民在选择进城务工的同时,还是要保留自己在家乡的承包地和住宅。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到位和其他经济利益关系能调整好,进城农民在城市能妥善安家,他们也会定居城市,特别是定居于大中型城市,但这条路目前还很难走通。国土资源部出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以后,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城市扩张的用地指标,开始搞“迁村并居”,其中也发生了一些强制农民并居、上楼的事情。

农民究竟该不该、会不会大量进城?究竟该不该、会不会按政府要求合并一些村庄、在新的集中地居住。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审视一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概莫能外。只要尊重农民的自由选择权,他们权衡利弊做出决定。经验证明,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若政府行为不扭曲市场关系,农村会逐步释放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同样地,如果利益关系处置妥当,让那些脱离农业、在当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集中居住,农民也未尝不愿意。

从长远看,中国农民的大部分村庄必须改造,农民也有必要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否则,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就难以消除。更重要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已经不是真正的农民。即使有的农户还在经营小块土地,但因为专业化服务的原因,他们大多不用大型农具,也不用农产品仓库;多数农民也已经不散养牲畜,所以,他们集中居住在小城镇没有什么大问题。总体看,村庄整治(主要是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还能提高了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笔者这几年在几个不同省份对迁村并居情况作了些调查,由调查可以看出,迁村并居的确有改善农民生活、扩大耕地面积的好处。同时,在调查中也的确看到了几方面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是:

第一,在村庄整治、实行集中化居住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意愿。一个地方的迁村并居,哪怕对农民有再大的好处,只要农民想不通,就不要强制。一户农民,十年不愿意搬家,就十年不动他,即使政府给了他很大的补偿。

第二,不要搞“搬净赶绝”。笔者一再强调,专业农户不适合集中居住。按我们的调查,尽管大部分农户愿意进城过城市生活,但专业农户是不会选择进城的。而一个农户会不会成为专业农户,需要一个过程。农户很难在短期内下决心做专业农户。只有尊重农民意愿,特别是不去强制那些游移不定的农户搬离村庄,才能为专业农户的成长创造空间。

第三,新建集中居住小区的设计、建造不可马虎,要从长计议。从笔者观察看,一些新建集中居住小区城不像城,村不像村,农民住不合适,脱离农业生产的居民最终也不喜欢,迟早会逃离这样的小区,造成投资浪费。新建集中居住小区应该按照城市标准建造。哪怕慢一点,但应好一点。还要懂得,脱离农业的农村年轻人今后大多会选择各类已有城市,留在新建集中小区的主要会是一些农业服务领域的劳动者,所以,小区也不要建的太多,不要到处建立小区。应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让脱离农业的农民逐步离开农村到城市,而不仅仅是农村的小区。

第四,“增减挂钩”政策还是要坚持,指标甚至可以扩大,试点范围也可以扩大。需要管束的是做法。 可以考虑再执行一个“挂钩”政策。一个城市,经济密度大,挂钩指标就多一些,经济密度小,指标就少一些,以鼓励各地提高存量土地的利用效益。

第五,山区更不要过分强调集中居住。目前,我国农村移民趋势和村庄衰落趋势山区甚于丘陵地带,更甚于平原地带,形成了山区建设用地的更多浪费。中国现有山区农户5000多万户,其中约一半农户的居住地可开发高档山区住宅,以满足“逆城市化”进程中高档住宅开发的需要。现有法规不允许农村建设用地向社会开放,阻碍了山区土地开发,致使高档住宅(别墅等)建设在平原地区占了大量优良耕地,早有修订的必要。在严格规划的前提下适度开放山区的房地产开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应该考虑放行。

 

  此文发表于“两会”期间的农民日报,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披露的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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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党国英

197篇文章 6年前更新

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问题。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发表过“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理论及其在农村分析中的应用”、“关于社会冲突的一个假说及其实证分析”、“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等重要学术论文,以及大量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评论,在这一领域有一定影响(可检索互联网)。出版《农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著)、《驻足边缘》(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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