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此文发表于近期新闻周刊。标题在发表时有变化。

记得一位思想家说过，如果理论与现实不一致，那是现实错了。这个看似荒诞的说法，其实有很深的道理。自然，思想家说的不是随便什么理论，而是在思想家看来经得住证伪的理论。但现实会何错之有？其实还真可以错。任何所谓现实，在被成为描述对象时，已经成了主观的东西；当我们说现实错了的时候，其实是指人对现实没有看清，只看到了“伪现实”。我想以我对民主政治的研究说明这个体会。

全世界存在一个巨大的“现实”：绝大部分国家有一部比较标准的符合民主政治原则的“宪法”，但其中大部分国家的社会结构是“部落化社会”。在我看来，部落化社会与民主政治的结合，就是“伪现实”。同样地，我国在农村社会推进民主自治，也有大量反映辉煌成绩的文献，但实际上对这件事的判断并不简单。

我自己的理论研究表明，决定民主政治兴起的是社会的需求，而不是所谓百姓素质的变化。民主政治只是解决共同体治理的一种方案，且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相匹配。民主政治的需求产生于市场化的社会。这种认识不是让我们对民主政治的前景感到灰心，相反，中国社会因其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纵深推进，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也随之迫切；民主政治的前景会更加光明了。

在传统村庄社会嵌入民主制度，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传统村庄社会，村容村貌的维护主要靠宗法关系发挥作用；为数不多的公共支出则依靠乡绅捐助和宗教劝慰实现；村庄内部纠纷的处置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的主持仰赖各类乡绅，他们就像“志愿者”。这种治理方式比民主政治的成本低。“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民主政治原则的应用在传统村庄显得奢侈。民主政治更需要在市场化社会运用。调查表明，农民选举村干部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自己的选票影响物质利益分配，约束村干部侵吞集体财物。这只反映了现代社会关系开始冲击传统村庄社会，并不意味着乡村社会有了强烈的民主政治需求。

从世界历史大视野看，民主政治的规则发端于上层社会，它替代基层社会的传统规则需要漫长时间。一个国家可以有一场民主革命，或可以有一部民主宪法，但其社会治理方式与民主政治完全可以风马牛不相及，例如印度社会大抵如此。台湾民主政治发育不平衡的事例也很能说明问题。陈水扁的选民基础是台湾农民，而陈水扁是一个践踏民主政治的人物，台湾农民拥戴陈水扁多少说明了农民群体对民主政治的认知水平。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不仅超过印度，也超过美国相应历史阶段的变化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规律不允许我们拖延民主政治改革的时间太久。

近几年，笔者所在研究机构做了一项范围较大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发育程度与市场化程度呈正相关，就是说，一个地方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民主政治的发育状况越好。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基于中国大的社会体制背景，即使民主政治发育比较好的地方，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进一步的推论是，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告别传统乡村社会，因此也日益强烈地产生对民主政治的需求。

“伪现实”的情形还有很多。例如，我们常说的农村，有的并不是真正的农村，而是典型的城市社会；有的则还保持了传统村庄社会的形态，仅仅是部分地引入了现代语言系统。笼统地讲民主政治和乡村社会如何结合，远不是真实情形。传统乡村社会要的不是转型，而是解体。这个过程在中国正在发生。我国很多村庄已经不是“农业共同体”，而是“工商业共同体”或“雇佣工人共同体”。它们越来越变成虚假的农村，但同时又不是“真实的城市”。解决这种社会的问题，当然不是“乡村治理”的范畴，而应属于政府治理或城市政府治理的范畴，可我们偏偏把“乡村治理”挂在嘴上。经营市场化农业的农民，也应该属于城市治理领域；他们应该是“城外市民”。不颠覆传统村庄社会结构，把乡村治理转变为城市治理，我们就永远不能摆脱所谓“三农”问题。

讨论至此，我还是不免感慨。人世间是有普遍规律的。尽管这个世界的人们生活于不同的共同体，且人们往往对自己所在的共同体有认同，而对其他共同体多少会有敌意，但任何共同体的发展演变的规律却是相同的。生活于不同共同体的人们也会有普遍的价值观，只是在利益冲突中多数人会依生存第一的原则对自己的价值判断序列及相关行为作出调整。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其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对类似普遍的人类价值观所作出的概括。理论的普适性程度越高，其具有的信念意义也就越强。有了信念，我们就不会被种种“伪现实”所迷惑，使我们在走向文明的道路上迷失方向；有了信念，也可以使我们在改革实践中避免无休止地搞“试点”，果敢地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