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北恩施乘飞机回北京，旁边坐的是一位农民工。我和他一路谈话。临别握手，我说你很干练，他笑了，说是，很自信的样子。

他今年24岁。当年初中毕业就不肯再上学，到北京进了一家做钢结构工程的企业做工人。从他的言语看，他已经有了相当的技术水准。他说，阅读工程图纸并不是一件难事，有时候他会指出图纸的错误，让工程师修改图纸。一些“异形结构”需要“数控机床”来加工，可用在类似“鸟巢”这样的建筑物上。这都是他随口说的。这些话里，可听出中国经济成长的原因来。

小伙子还说，家乡的年轻人已经所剩不多了。特别是女孩子，离开家乡进大城市后更不喜欢再回家乡，小伙子们也只能在城市找归宿。家乡的小学是一所中心小学，曾经每个年级几个班，现在不到两个班了。他家里的山地已经多年不种，现在只种了2亩水田。还有的邻居连水田也不种了，地里长满了杂草。听他讲这些话，若由一些学者听来，可能会感到国家的食品危机，但这与小伙子的生活似乎没什么关系。也记得前些日子听一位学者讲话，他历数土地流转的坏处，又说家乡人是如何热爱土地，不肯把土地租给别人，非要自己耕种不可。然后他进一步表示对城市化的极大忧虑。

中国很大，对农民流向城市这件事的好或坏，总能找到各种意义完全对立例子来证明，而且，那些例子可以很煽情。在社会上，人们拿这些例子说道说道也没错，但是，由这些例子要推出普遍的结论来，就要谨慎；由此提出国家政策建议来，更要格外谨慎。首先要解决一个思想方法问题。一个观察者受身边事例的耳濡目染，形成思维定式，就容易把别的事例看作非理性行为的结果。但更可取的思考方法是看大局的变化。如果一个农民进城务工放弃农业是非理性，成千上万的农民都这样做，还是非理性么？若农民在一年两年里进城是经济环境偶然变化使然，或者按学者们的说法，叫做“羊群效应”，但在数十年里形成农民进城洪流，还能说它是偶然事变么？若仅仅中国农民进城，可以说是中国一时的国情决定，全世界不同国家均在一定历史时期发生此种现象，还能从所谓国情上找原因么？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来自农民自身。大量农民进城去了，一部分村庄，特别的山区的村庄凋敝了，正如人们常说的，农村剩下“386199部队”。但中国的粮食增产是不争的事实。有人怀疑说是统计作假，我不怀疑。在中国人口持续增长、粮食的商品率显著提高的背景下，粮价大体稳定就说明粮食供应是增长的。中国平均每年没有100亿斤粮食的增长，粮价就会出大问题，除非靠净进口增长弥补市场供应不足。深入分析发现，中国粮食越来越向主产区集中，而主产区的生产条件好，单产平均水平在美国之上。正因为这个因素，中国山区土地一部分撂荒或转产其他农作物，就不见得影响中国粮食产量；一部分山区村庄被废弃，也未必是坏事。而在粮食主产区，地头上的妇女和老人与其说是劳动者，不如说是管理者，真正的生产活动高度专业化了，由外包人员提供机械化服务。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农场，生产经营的主体则不再是老人妇女。

做一个粗略测算，如果我们国家目前只有4千万农户，他们平均收入会跟城市居民差不多；考虑到今后人口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要使得我们国家的专业农户成为中产阶级，农户数还需要适当减少，例如，到3千万户左右。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在一些朋友看来，这个目标是天方夜谭。可是，若真不能实现这个目标，那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结构不能现代化，中国人的现代化努力也是瞎折腾。

按官方统计，中国现在有农户有大约2亿农户，如果按照每年减少1.2%的速度来算，要100多年才能减到3千万户。这的确令人气馁。朋友们怀疑中国实现高度城市化的可能性，也大概基于这样的计算。

其实，还可以另外计算。现在我国农村真正与农业有关的户数大概是1.5亿户，其余人家被算作农村居民，其实已经与农业关系不大。这1.5亿农户中，又有一大部分不是专业务农，其家庭主要劳动力在城市做工。如果我们能通过调整城市劳资关系，把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提高，让他们有能力携带家眷在城市定居，就差不多能减少约1亿户。此外，我国农村还有数量庞大的约四千万左右残疾人，其中有的是独立立户，一部分老人也是独立立户，他们的生活问题若通过社会保障渠道加以解决，真正以农为主的农户又可大大减少了。这个数量的变化当然不是改一改统计数字那么简单，例如，要让农民工有能力带家眷进城定居需要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但也不要这件事情想得太过复杂。

有两件事情让我们乐观。一是现在的农民工已经有约20%左右带家眷在城市生活，如果我们进一步改善城市劳资关系，真正通过体制改革来落实中央的国民收入调节政策，这个比例就会不断增大。二是我国发达地区的一部分农村事实上早已变成了城市，近几年地方政府在推动“城中村”和城郊村改造，已经脱离农业的“假农民”正在快速地变为城里人。城市化过程的确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拒绝城市化。城市化是农民自己的选择。

（此文发表于6月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