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人类进化的长期思考，我相信理性的意义，相信理性这个范畴对于解释人类历史的价值。但无数事件表明，那些看起来正常的人们可以在或短或长的时间里陷入非理性状态。有记叙文学专门记录人的疯狂行为，也有经济学家批判理性假说，用严密推理说明非理性行为的现实性。

如果人类的行为全然无理可寻，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癫狂起来，人类还有什么希望？人类若真有这种劣根性，我们探寻文明、追求制度建设又有什么意义？笔者有乐观主义秉性，宁肯相信人类理性绝非虚幻，只是理性这东西并不总是与我们贴身而行。

现在我们把十年“文化大革命”作为非理性的、癫狂的时代。笔者自己经历过那个时代，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到高中毕业，除过高中那两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之外，其他时间就没有正经上过课。武斗开始以后，我们街道的各家人都用陕北人特有的毛毡覆盖了窗户，说是可以防止子弹射进家里。父亲被挂纸牌游街的罪状”之一，是说他用《毛主席语录》的塑封皮装了钞票，后来听父亲说根本没有那回事，是同事捏造诬告。更荒唐的事情数不胜数。“文化大革命”前的那场“大跃进”也很疯狂、很惨烈。据说宋庆龄先生在自家院子里也架起炉子、砍掉花木炼钢铁。如果这样的事情现在看来仅仅是可笑，那么，育儿母亲食不果腹还要参加劳动、婴儿因此被饿毙，就一点也不可笑了。

西方中世纪也有癫狂时期。人们可以随便指一女子说她是女巫，众人验定的办法是看她被抛进水里后会不会下沉，若下沉就是真女巫，淹不死也会被烧死。不太久远发生的法西斯暴乱也是一场践踏理性的集体疯狂，数千万无辜者因此死于非命。

血腥战争结束，冷战又开始了，几个大国制造的核武器足以消灭全人类好多次。冷战也消停了，人类该告别疯狂了吧？还不是。有经济学家说，眼下还没有过去的世界金融危机也和非理性有关。明明是低收入者没有购房支付能力，可是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听任资产泡沫发展，终于酿成大祸。另有学者说，监管部门也有非理性的“动物精神”，其危害甚至远甚于市场体系中的牟利者，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就是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不当货币政策促成的恶果，这次金融危机美国联邦储备局也脱不了干系。

理性是什么？经济学家对理性的定义更具有语义上的可交流性，因此更高明。理性是被假设的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其主要特点有二。人会精心算计，凡事按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做，此其一。其二，人的行为选择有某种一致性，就是说，在相同的条件下，人会有一样的行为方式，不会变幻无常。背离这两个原则的行为可视为非理性。

人的绝对理性没有能得到严格的证明，但人有理性倾向却是可以证明的。让理性包容利己心，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必然冷酷，必然不和谐，因为在很多方面人们可以通过交易实现互利。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又似乎会干出很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其极端情形被我们视为疯狂。但仔细想想，疯狂行为发生时，也不是完全无“理”可寻。

就在前几日，笔者读到秦晓先生谈“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文章，按他的说法，中国人的这场世纪大癫狂，是因为“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被压抑了，最后异化了”，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一个激进主义的异化过程”。秦晓先生主张对“文化大革命”做一个思想清算。可是，笔者还是疑惑。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多数时期总在压制自由，却未见得人类总处在癫狂状态。这里一定有更直接的原因在发生作用。

笔者经阅读、思考，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恐惧使人疯狂；小恐惧，小疯狂；大恐惧，大疯狂。社会心理学会对此有一套解释，这里不必细述。这还符合经济学家关于理性偏离的认识。恐惧来自无所适从，或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来自不确定性。有了不确定性，人就很难进行利益算计，也就无法保持一为的一贯性，于是就远离理性。极端不确定导致极端恐惧的情形下，最合适的自保办法是把周围半径内的人都看作敌人，用乖戾、凶残的办法实现自保。生理学家曾做过一个著名实验，有两组实验鼠，实验者对其中一组反复进行无规则的电刺激，对另一组则进行有规则的刺激，很快前面那组实验鼠就集体发疯了。可以相信，实验鼠如此，人也差不了多少。

一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士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那段时间，我深深地感到怕。我的怕，还有他们干了一辈子革命的人的怕，在我身上凝聚成了恐惧。这其实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心理写照。

疯狂时代的领袖是不是比普通人有坚定的意志？完全不是。做过北京红卫兵司令的蒯大富就写道：“文革”当时，我们也感到很恐惧，只是在当时的情形下，想回头都回不来了。

笔者言尤未尽，留待以后再说吧。由这个思考，笔者仿佛领悟到联合国人权文件那句话的意义：让人类拥有免除恐惧的自由！

下篇 

笔者在前文说过，在那种社会性的集体疯狂背后，有一种社会性的恐惧。把这种因果关系放到组织行为背景中，会看得更清楚。

在一个组织程度弱的群体中，其领袖通常会以激进的口号来收拢人心。对一般成员来说，领袖的立场越激进，意味着他越有冒险精神，自己的风险就越小。此所谓“天蹋下来有大个子扛”。于是，疯狂的“羊群效应”就容易发生。但这种情形实际上也把领袖置于危险当中了。他若要后退，就可能丧失领袖地位，即所谓“没有退路”；他若要继续走下去，除非有什么办法能加强自己的领袖地位，否则，一味靠激进口号来行动，不仅会毁灭自己，还会毁灭群体。我们注意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领袖对打砸抢的行为也很恐惧，但为了保住自己的领袖地位就硬着头皮死扛到底。当自己的地位和组织的生存遇到威胁时，他们更可能采取极端的疯狂行为。

激进组织的疯狂还有一种可怕的诱发因素。通常，激进组织不便于公开活动，很难用选举的办法来产生领导人。因为没有投票信息来反映谁是多数派、谁是少数派，组织的不同领导人常常会以为自己是多数派，互相之间会发生激烈斗争。又因为这种组织的领袖没有正常的退出机制，掌权者会对退出权力核心十分恐怖，更加剧斗争的残酷性。为了在斗争中获胜，不同领袖之间可能会发生激进行为的攀比，把组织引向疯狂的恶性循环。没有退路的领袖，通常愿意把团队成员绑到战车上，死扛到底。

上述情形即使在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组织中也会发生，并给社会带来灾难。有资料披露，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自己群众基础有不当估计，对党的主席毛泽东的态度不很合适，一些言行把毛泽东逼到了无退路的地步，引起毛泽东的恐惧。毛泽东的反击是更激进的政治手段，把本来准备反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的会议，结果取得了胜利，但社会却因此付出巨大代价。如果当时党内有适当的民主决策机制，结果会很不相同。

如果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领袖行为也可能发生变化，恐惧与疯狂之间的恶性循环可能被打破。阿拉法特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在早期被西方人看做恐怖组织，他们的确也有恐怖行为。但后来阿拉法特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变化其实一点也不蹊跷。阿拉法特把他的拥护者们改造成了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其社会基础的组织程度加强了，他不需要用激进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了。相反，他可以和自己的对手进行谈判、妥协；他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变小了。所以，不是阿拉法特本人发生了变化，而是他的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

把疯狂的原因归于恐惧，会不会有为犯罪分子开罪之嫌？笔者当然无意与此。就拿“文化大革命”时期来说，同样的形势下，就有无数年轻人没有参加武斗，没有做学生领袖。在那个非常时刻，也不是人人借机公报私仇，人人跟风作孽。一些实施残暴行为的人，肯定和他们的修养与性格有关系。“文化大革命”临近尾声时，全国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处死，也有一定的必要。但是，谚语说得好：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如果有合适的社会组织制度，天使可能有更大的自由飞翔空间，而魔鬼则可能被束缚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一场大范围的群众性癫狂，肯定不能说因为坏人突然增多了。如果不考虑社会本身的责任，不去通过制度建设来防范政治癫狂，我们的悲剧就总会有借尸还魂的机会。

最近若干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讨论热了，但浅薄之论多，深刻反省少。是的，中国人有过全社会性的疯狂，但从大的历史跨度看，西方人比我们好不到那里去。我们没有必要动辄追溯到祖宗八代那里，找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中华文化的根源。如果硬要找历史根源，我们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不可以一概而论。

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民众需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政治家需要有安全进退的社会宽容。但获得这种自由与宽容绝非探囊取物那么简单。首先，一个社会要有一个秩序。一个不好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强。有一个秩序，就方便去改革，求得秩序的改良。在无序癫狂的社会，遭殃的首先是普通百姓。其次，公共领域要有一定的竞争性，而竞争的价码最好是民众的选票。选票可以承载很多积极的信息，让政治家能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不至于乱折腾。再者，公共领域要有一定的专业化，不必把民众都裹胁到政治领域。有了这些社会条件，冲动还是会有的，但因为智慧、知识和性格类型导致的冲动会是温和的；冲动后的利益盘算也可以通过妥协来调整，而不至于斗的鱼死网破。

题记：将上月在新闻周刊发表的两篇专栏文章一并贴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