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2010年“两会”结束时,按惯例举办由温家宝总理出席的新闻发布会。这次发布会的一个小亮点,是译员对总理答问的高水平翻译。总理一如以往,在答问中多次引用了中国古文章句,而译员的翻译流畅始终。会后出现的评论,对译员的工作赞赏有加。但我们也听到一些猜测,说译员也许事先有了总理答问的副本,以致有精彩翻译。

其实,和过去时代比,当代世界就是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我们不必怀疑它的真实性。世界之所以精彩,在于我们进入了一个专业化的时代。业精于专攻。一个人专注于一件事情,就可能把这件事情做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个人即使有平常的智慧,若认真在一所好的大学里接受四年教育,再到专业岗位上磨练若干年,总会把工作做得很有样子。一个学英文翻译的专业人士,熟读一些中国古典文献,知道了它的释义,并把翻译过来,通过努力也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近代工业革命之前,只有很少人卷入专业化分工,由专业化产生的精彩也只由少数人领受。工业革命使绝大多数人进入了分工体系,精彩成了惯例,失去了自己的色彩,人们对它熟视无睹了。当今时代,最受人们忽视的事实,是一个种粮的农民生产的粮食,可以供上万人食用;平均来说,专业化程度高的国家,一个农民提供的食品也可满足上百人的需求。因为有了这种成绩,才会有好莱坞的奥斯卡颁奖盛典,也才会有古甲骨文字研究者的衣食无忧。

专业化社会的另一个精彩,是它有内生的社会稳定机制。专业化导致人们之间的高度依赖,且这种依赖在技术上具有平等性,差异只表现为获取一定技术的难度。因难度的差异,人们有可能接受收入差异的现实;又因专业化协作的不可分性,人们必须互相配合、互相尊重。这就使一个社会的差异性和平等性要求得到统一。低收入者不一定要向高收入者造反,而高收入者也别想离开低收入者独立生存,他们必须尊重低收入者。有了这种机制,一个和谐社会就大抵有了基础。社会的组织程度提高了,组织的领袖们也就不至于过于激进,社会的谈判妥协机制也就容易形成。

既然专业化社会有这诸多好处,何不让我们这个世界都一并变为一个专业化的世界?其实,专业化现象本身并不能容易地被创造出来。这些年,我们这个星球上发生局部战争较多的地方,基本上都是社会分工严重缺乏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地区几乎还处于部落社会状态,大部分居民过着自然经济生活,贵族们则多凭借暴力掠夺控制资源,通过国际市场换取别国的专业化制造物品。一个没有专业化的社会,存在双重恐怖。在小型自然经济共同体的内部,是无时不在的强势人物对弱者的全面控制;跨出小型共同体,则是武装军阀对弱势部落的掠夺。一旦现代性因素开始渗入这类社会,它多来不及改造自己的结构,以适应现代性因素的要求,更残酷的掠夺乃至延绵不断的战争便拉开了序幕。这些国家为什么就不能走向专业化的社会?笼统地说,是它们的火候还未到。现代性因素过早地引入一个毫无专业化土壤的国家,有可能把它拖入更残暴的专制统治和无休止的内战泥淖。

专业化社会的建立,最好从市场关系对社会的渗透开始;这是专业化社会形成的第一要义。市场交易和专业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自然经济就会缓慢解体。如果有了识趣、睿智的政治家,在经济变革的基础上推动政治改革,一个全面的专业化社会就会形成。若这个过程在一个民族能平稳实现,那是这个民族的造化。好的政治家不会到处都是。

一个专业化社会要生机盎然,必须有一种尊重偏才的机制,让人们的兴趣主导人们的职业选择。被称为偏才的那些人,别的事情做不好,或做起来乏味,但可以把想做的事情做得非常出色。若一个社会千分之一的人口是偏才,几亿人口中存在几十万偏才,这个社会在细微的分工体系中就会有一大批科技领袖,科技创造就会风生水起。社会的教育体制和人才遴选体制要给偏才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机会,切不可用固定的教育模式挤压偏才成长的空间。

专业化社会要良好运行,政治也要讲专业化。在小的社区有小政治,公共服务内容比较简单,公务人员可以兼职;在全社会范围里必须有政治分工,政治家要职业化,不可把公务岗位看做一种荣誉,更不可把工程技术偏才和其他艺术偏才硬塞到公共服务岗位上。如果硬要这样做,很可能在政坛上多了笑料,而在其他专业领域少了精彩。

题记:此文发表在新一期新闻周刊上。

话题:



0

推荐

党国英

党国英

197篇文章 6年前更新

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问题。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发表过“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理论及其在农村分析中的应用”、“关于社会冲突的一个假说及其实证分析”、“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等重要学术论文,以及大量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评论,在这一领域有一定影响(可检索互联网)。出版《农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著)、《驻足边缘》(文集)等。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