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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在关心农民收入增长。经过多方努力,农民平均收入的确也有了明显提高;这两年的收入增长速度还超过城市居民。今后如何保持目前收入增长的势头,很多人提出了一些办法,其中包括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办法。提出这个意见的有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也有像袁隆平先生这样的农业科学家。笔者以为这种意见值得商榷。农产品价格当然对农民收入有影响,但农民收入增长需要在价格相对稳定(大体和通货膨胀率接近的价格增长率)的条件下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提来实现,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要靠农业现代化。

    现在统计农民收入主要考虑四个部分,分别是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大略用经济学知识分析就可知道,不会发生后两项收入成为大部分农民的主要收入的情形。目前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在一半左右,这种情形与我国经济结构有关,也与统计方法的某种不足有关。如果一户农村人家的主要劳动力用大部分时间从事非农产业,只用零星时间种了几亩粮食,他们还能算农民?从长期的专业化发展趋势看,农民收入将只计算以农业为主业的真正农户的收入,脱离农业的劳动者所得到的收入将不会再算成农民收入。按以上分析,考虑农民收入增长这样一个长期问题,就主要应分析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而且是与农业有关的家庭经营收入。

     如果做一个一般性调查,就会发现农民的单个工作日报酬其实并不低,但因为大部分农户每年的实际工作日很少,他们每年的总收入也就很少。在我国粮食主产区,如果一户农民种8亩大田作物,实际工作日大约是60个,按这几年的各种条件,大约会得到纯收入6000元,折算成日工资是100元。如果家里有4口人,每年人均收入1500元,自然是很穷的。如果两个劳动力在城里总共工作700个标准工作日(考虑加班等因素),每个工作日80元,总收入就可观了。不难理解,如果农户不是种8亩大田,而是100亩(现有技术条件下毫无问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要实现这个目标并非天方夜谭。通过城市化,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村土地通过流转,集中到专业农户手里,而专业农户通过采用现代化手段,形成规模经营,这个目标就实现了。农民收入增长就要靠这个办法。

    如果不靠上面讲的办法,靠农产品涨价来提高农民收入行不行?我看很有局限性。第一,农产品价格受国际竞争影响很大,我们的价格涨起来了,国际上别人的成本低、价格低,农产品加工企业就不采购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价格也涨不了。第二,财政受不了。现在的支农资金如果算大口径,已经占到农业增加值约25%以上了。第三,从国民福利水平提高来说,一个国家国民的吃饭综合成本应该不断地有所降低才好;价格下不来,吃饭成本就高,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就是空话。创新通常发生在吃饭成本低的国家。第四,如果换个思路,由政府高价购粮,低价补贴消费者者行不行?当然更不行。这样做意味着国家要大规模介入农产品流通,甚至要恢复计划经济体制,后果将不仅导致效率降低,还会带来不公平,因为穷人和富人一起补,穷人相对吃亏。第五,如果一味涨价,农民在其有效工作日低于城里人有效工作日的情况下就富裕起来,其实也是另一种不公平。

    解决所谓“三农”问题,还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并借助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让农民变为专业农户,在庄稼地上、在牲畜圈里忙起来。这个话丑,但道理正确。

(此文见新京报,标题有变,有删节,编辑挤文章水分有专业水准,比较两版本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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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党国英

197篇文章 6年前更新

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问题。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发表过“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理论及其在农村分析中的应用”、“关于社会冲突的一个假说及其实证分析”、“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等重要学术论文,以及大量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评论,在这一领域有一定影响(可检索互联网)。出版《农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著)、《驻足边缘》(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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