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余年改革发展，回望中国，中国人仿佛变得不再认识自己的国家;一个真正的新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中国人有了自己的骄傲，同时也多少有点忐忑不安。我们见证了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在这块热土上，常常有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骤然呈现，让我们喜出望外。但我们耳边也有警钟鸣响：我们还能续写发展的辉煌么?国内外有识之士纷纷指向一个严峻问题：中国能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在怀疑的声浪中，寻找着能让我们收拾信心、续写辉煌的力量。

　　“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不是学者凭空杜撰的概念，因为的确有的国家在经过一个较快经济成长期、进入中等发达阶段以后，由于政治经济体制难以支撑更高水平的发展而陷入经济的长期萧条，甚至陷入政治动乱的泥淖。但远不是所有国家都绕不开“中等收入陷阱”。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就可以实现持续成长。就中国而言，我以为，即使在现有基本宪法秩序之下，改革仍有空间，生产力释放仍有空间，“中等收入陷阱”有可能避开。成都改革的成功可以证明这一点。

　　以笔者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判定中国能不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继续快速增长20至30年，跃上一个全新的稳定发展平台，取决于我们国家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大要素的可持续供应，更取决于技术进步这一改善要素利用效率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保障则需要体制改革支撑和社会政治稳定。

　　我认为，要素供应的绝对数量不会构成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硬约束。

　　第一，中国并不缺少建设用地，真正缺少的是优质耕地。建筑用地供应并非常数，而是建筑技术和土地政策的函数。在技术条件改善以后，滨海、滨河土地可以用于建筑;政策改进以后，山区农村建设用地可在严格规划的前提下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目前中国城市建成区的土地边际GDP产出数倍于平均产出，说明现有城市存量土地的利用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二，中国的劳动供应形势尽管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城市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供应潜力仍然很大。笔者的调查表明，城市部门的日工资单价低于农业部门的日工资单价，农村劳动力就可以发生转移。这就表明，在中国农民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农村劳动力会持续向城市转移，并且工资水平不会显著上升。这个过程要结束还会有二三十年时间。

　　第三，中国人的储蓄率很高，形成资本积累的强大源泉。维持高储蓄率的决定因素是综合的投资机会与投资回报率。按中国的发展水平，未来中国的投资机会仍会十分广大，维持高储蓄的前提条件将长期存在。

　　然而，以上判断不足以让我们高枕无忧。最简单的经济增长率公式，是储蓄率乘以资本效率。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会使来自国民储蓄的资本贬损，而体制弊端与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会使资本效率下降，这才是让我们忧心的事情。体制改革的效果并不会随着时间延续不断产生累进效果，到一定平台以后，需要新的改革投入。这是我们未来持续发展、走向更大繁荣所面临真正重大课题。

　　首先要把控制通货膨胀当作国家生死攸关的大事。通货膨胀率长期高过银行定期储蓄率，会颠覆老百姓对政府的基本信任。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稳定粮食生产、合理约束住房需求、限制政府债务，是货币政策良好运行的前提。不能把控制通货膨胀看作中央银行一家的事情。

　　通过改革解决体制弊端，看起来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其实不然。归纳起来说，体制改革是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好劳资关系，实现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合理分权;二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政府系统内的合理分权，为建立法制社会创造前提;三是处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实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理划分，并在公共领域推进民主制度。这三个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公正便大抵建立起来了。

　　改革总有风险，但各类改革的风险并不相同;有时候可以通过策略安排来降低风险。以上三方面改革，前两项改革的风险不大。后一项改革如果过于鲁莽，会有一定风险，但只要循序渐进地推进，也不会有太大麻烦。

　　(此文发表于阳光杂志1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