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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邓聿文要出版一本讨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著作,就在期待之中。早就读过他在几种报刊上发表在社会经济评论,有了很深的印象。及至这本书到手,读到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全局性讨论,竟感十分意外。邓聿文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思考竟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和深度!

聿文的《中国必须赢》不是一部纯粹学理性的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部对策研究报告;这种报告常见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文献库中,通常由专家写给议会议员看;议员们离不开专家的研究报告。学者们对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主要通过这个路径来体现。他中国的情形不同。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一般不在立法讨论中举行公开辩论,更不会把学者请到会场举行听证会。我们的专家常常把政策咨询著作写给社会大众。于是,正如聿文所说,在我国见诸报刊和书店的政策讨论著作“汗牛充栋”。但是,同样如聿文所说,在我国当前出版物中“全面、深入、多角度、大跨度地揭示中国在转型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意识问题的书还比较少”。这是已他谦虚的说法。在我看来,在这种视野下讨论中国发展问题的著作,达到聿文水准的著作可说是凤毛麟角。

《中国必须赢》的特点,一是深刻而不走极端,有很好的平衡性;二是系统而不失简明,有“大道至简”的智慧;三是理性而不囿于保守,体现了良好的批判能力。此外,全书的文字平实,文脉舒缓,体现了一种坦然与自信。以笔者阅读与治学的体会,没有很好的理论装备程度和对问题的深思熟虑,要达到这样一个水准是不可能的。

通过比较才有高下之分。中国正处于社会剧烈转型时期,这种局势反映到知识界,便是一种难以压抑的躁动不安。在知识界,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定的修炼,极容易剑走偏锋,给世人奉上滚烫的批判嘶鸣;更有以博众人眼球的作者,语不惊人死不休,拿嗓音的分贝做战斗武器。这个不好。聿文君显然对这种东西有足够的警惕,便使得他这部国策研究报告显出异样的品味。

聿文君的著作的全部思想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层含义:中国发展的成就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而成就产生的根本源头是放权,是“经济自由化之路”;这条改革之路继续走下去遇到了阻力,而最大的阻力是“改革在价值观上偏离了公正取向”,以致使中国社会正在滑向“权贵资本主义泥潭”,利益集团正在挟持国家的政策;诉诸于激进手段进行利益分配,中国社会就会陷入失序化和暴力化的危险,积累起越来越大的矛盾和风险,从而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惟有做到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才能缔造和保障民富国强。作者以这些观点核心,搭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逻辑框架。全书提出了系统的渐进政治改革主张。

笔者很认同本书作者的全部观点。人类经济进步首先表现为产品的创造和产量的增加,而这个变化仰赖由技术进步支撑的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技术和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又依靠产权保护和市场扩大这两个要素。近代欧洲思想家高举自由旗帜,就是要保护私有产权,确立自由交易制度。而特权是自由的敌人。各种特权制度不仅控制公共资源,还把触角伸向私人领域。不与特权斗争,自由和自由的果实都会毁于一旦。与特权斗争的唯一办法是建立民主政治,在公共领域引入竞争,由民众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选择公共资源的监管者。现代社会进步的逻辑就这么简单。

聿文君说“中国必须赢”,那么,中国会不会赢?读聿文君的著作,能看出他有谨慎的乐观。这个态度我也赞成。中国人有乐观的理由。中国老百姓从来都好学聪敏,中国这块土地又从来不是那么风调雨顺,自然选择规律已经就使中国人有更多的勤劳工作基因。给中国人一份自由,中国人就回赠一份惊喜。

当然,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一是中国人的自由能到什么程度,不单由老百姓说了算。按照聿文君的说法,特权想扩展自己的地盘,自由竞争遭受狙击。二是即使中国的社会精英想要深化改革,真要做起来也要有个章法,否则就乱套。比如,产权改革不到位,公共领域挤压私人空间,即使搞民主政治也麻烦。自由先于民主,这个规律不遵守,就会捅娄子。三是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至今仍未脱离革命政权的惯性,且过去的革命深入到了每一个角落,甚至深入到大众语言,致使革命政权向民主共和政权转型的任务异常艰巨。四是过去没有很好完成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建设任务,社会政治精英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模糊、思想松懈、政策矛盾,给分裂国家的一些政治势力提供了一定条件(念及于此,莫名痛心)。这个因素会给我们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因这些因素的存在,我们不敢说更大的改革已经水到渠成。

近期笔者听到关于深化改革的呼声又高了很多。平心而论,官方过去没有在建立改革共识方面努力做工作。甚至大家使用的语言也不一样,说不到一起,就干脆各说各的。这个令人遗憾。希望邓聿文《中国必须赢》这样的著作能多出版一些,传播的范围更大一些,会有利于形成比较积极的改革共识。

(此文发表于近日中华读书报,这文章竟写了半年。并非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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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党国英

197篇文章 6年前更新

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问题。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发表过“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理论及其在农村分析中的应用”、“关于社会冲突的一个假说及其实证分析”、“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等重要学术论文,以及大量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评论,在这一领域有一定影响(可检索互联网)。出版《农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著)、《驻足边缘》(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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