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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群分,或成为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条件,或成为许多悲惨事件发生祸根。对后一事实的探究,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却鲜有好的理论让人享受。一般宣传层面的上的说法,不仅在逻辑上常常漏洞百出,还会给现实的国福民祚带来很大损害。经济学理论中里也有关于超越个人的“集体”的概念,但却不足以解决我很多深层次的困惑。一段时间以来阅读的一部美国学者泰勒等人(S.E.Taylor etc)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谢晓非等翻译),却让我心里亮堂了许多。

人总是会分为不同的群体。区分群体的因素,莫过于性别、语言、肤色这样一些容易识别的因素。而类似道德这样容易隐蔽性因素,就不大容易成为结群的东西。据说现在全世界各色人等,是在老早几百万年前从非洲东北部走出来的。人们跋涉奔走于地球上方便生存的地方,一方面要拉开距离,以便占有合适数量的资源;另一方面还要结伙,方便与猛兽斗争,也为了加强和其他群体作战的力量。

结伙不见得就立刻形成一个民族。不同地方的人只要有一定的封闭性,就会生成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习惯(有文献说,两个双生子因长期独处较多,竟然发育了自己的一套语言),但这种人群要形成民族,即有稳定文化传承关系和稳定活动疆域的人群联合体,还有一个过程。

人类的很多悲剧与结伙有关。历史上大量的战争不消说,社会心理学实验也证明人们借助类别概念常常强化对不同群体人们的模式化成见,心理学叫做“刻板印象”,由此产生某种普遍的敌对意识。在有的历史时期,如果一个族群摊上一位有很强人格魅力、又性情偏执、好勇斗狠的领袖,就酿成大范围流血冲突,那领袖常常煽惑人民,把其他群体看作自己的敌人。看过一部大体基于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便反映了群体塑造产生的可怕后果。把一群本来不很相熟的人分成两组,一组是监狱的官员,一组则是囚犯,然后把他们置于真正的监狱场景里,让他们各自进入角色。经几件事情,过程便恶化,残害、杀戮便开始了。泰勒的“社会心理学”说,群体间的敌对似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这话不无道理。

泰勒的“社会心理学”也发现了一些消弭群伙之间刻板印象、促成不同群伙融合的路径。第一个办法,是由有远见卓识的社会精英阶层推动社会宽容,具体做法是学校教育和媒体塑造不同族群之间认同氛围,让那些保持并表现刻板印象的人们有一种负疚感,从而约束自己的行为。第二个办法是创造制度性条件让不同族群的人消除交往屏障,尽可能让他们在共同任务中建立合作关系。最重要的是第三种办法,建立一种超越原来小群体类别的更大的群体概念,或叫做人为制造“上位类别”。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表明,通过制造新的类别概念,把不同的亚类别纳入新的类别中,有可能弱化亚类别之下成员之间的刻板印象。

然而,消除群体间刻板印象的政治实践不会都很成功。美国这个国家相对比较成功。它也在内部闹腾过,南方和北方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就有过战争或冲突。但美国人还是成功地搞出了一个“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大类别认同对象,以很大的包容性把世界上最复杂的族群关系整合到一起了。在这个号称最崇尚自由的国家里,社会精英阶层却保持极大克制;谈话一旦涉及种族问题,他们便三缄其口,唯恐出了“政治错误”。现在美国不是没有问题,但总体还过得去。在美国腹地的一些小城市,看见他们家家门口挂国旗,似乎家家是市政厅(美国的一些市政府大楼和百姓家房屋没有大的区别)。这实在令人感慨。

再早时候,还有更令人赞叹的族群融合案例。法国疆域内曾经有很多族群,它们操不同语言,彼此对立性很强。后来某个时期法国的社会精英刻意推进法语传播,又有文化建设跟进,便形成了法兰西民族。相反,在比利时这个地方,讲法语的人群和讲佛兰芒语的人群曾长期敌对,最后付出了很大代价才建立了统一国家。

族群融合上有没有失败的?有。记得美国大学者亨廷顿在苏联还没有解体时有过一个研究结论,说苏联成功实现了不同族群融合,后来证明他是个乌鸦嘴。南斯拉夫也不成功。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最早都属于西南亚的闪族,但现在闹的不可开交。它们在那么多的国际利益集团插手影响下,无法恢复它们本来具有的“上位类别”,无法彼此认同。

泰勒的“社会心理学”坦言,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完全解决群体间互相形成刻板印象的现实问题,但他的著作又说:“现代的民主国家存在大量的和谐和群体宽容,它们使人类能够在漫长的岁月里和平共处、默契合作”。这是一个笼统的判断,在当今世界,要真正把事情做好,让国家之间少打仗乃至不打仗,还让一个国家内部保持族群之间的和睦乃至实现融合,对政治精英们的智慧和勇气是个考验。

 本人此文刊发于新闻周刊新近一期,中国新闻周刊网同时刊登,题目为“融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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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党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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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问题。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发表过“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理论及其在农村分析中的应用”、“关于社会冲突的一个假说及其实证分析”、“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等重要学术论文,以及大量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评论,在这一领域有一定影响(可检索互联网)。出版《农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著)、《驻足边缘》(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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