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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在农村调查的强度比较大,我们调查的体会是一定要直接接触农户,这和开座谈会很不一样。确实有些感受,我只说跟城市化有关的问题。

现在农村的常住人口基本是三个类别,一是我们所忽视的农村专业服务者。专业服务者是农村生产力的主体,没有这些人我们根本无法解释我们粮食为什么年年增产。我们忽视了这一批人。再一类是正在崛起的专业农户。种五百亩水稻,两季年收入可以达50万,种五百亩两个劳动力根本不是问题,过去我们认为灌溉的问题会影响规模经济,但从今年的调查看,基本上没有影响。在华北地区种一千亩地,两个劳动力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机械的改进不会破坏地坎,水管埋六十公分以下没问题。专业农户崛起有必然性,它是非崛起不可。中国专业农户的崛起,我自己都感到很惊讶;以前还老担心中国走日本的路,长期搞小农户经济,现在看起来不会。第三类人就是丈夫在外头,留下的是妇女、老人。这些人的确在种粮食,但真正的生产主力者不是他们。如果是再加一类的话,就是山里面的山民。在深山区,青壮劳动力干脆走了,有的妇女也带走了,留下什么呢?留下老人。大体上的形势是这样的,城市化的速度确实很快。

在镇江新区,近六万亩的耕地,其中有一家把两万亩地包了。实际耕作者的最大规模可达五百亩水稻,而管理规模(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服务与流通)最多可达到五十万亩;但是从田间操作规模上来讲的话,五百亩就够。镇江还有一个老板跟我讲的问题使我很受启发,他说他现在在苏南地区基本上找不到当地人参与农业,哪怕给的工资很高也找不到,现在主要是苏北和河南、安徽的农民干田间工作,他认为十年以后这些人都找不到了。以后怎么办?他现在就是竭力在去搞农业机械化。从这一点来看鼓舞人心的在什么地方?看起来我们中国不会走日本的路子。机械化以后农地利用率提高了。经过土地整理,阜阳那样的地方,农地可以增加30%,镇江有可能农地增加10%左右。

我有一点跟大家看法不太一样,我担心的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以后又能怎么样?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我真是担心。倒不是担心中国的城市规模大,包括农民工是不是能融入社会。我们的城市建设是五、六万平公里,把可能未统计的数加起来,我估计七、八万平方公里。这样大的面积,利用率不高,但还没有威胁到我国主要粮食品种自求平衡。

农民工融入城市,其实我倒觉得不太难。农民工要融入我们在座的大家所处的阶层不容易,但要融入一般的市民阶层,我看不太难。因为从中国历史看,中国人等级观念不强,跟欧美不太一样,跟印度更不一样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没有伴随中产阶层的崛起。这是我要讲的核心观点。中产阶层没有崛起,那你未来社会,谈社会稳定,谈党的领导都是大的问题。我越来越体会到目前我们面临的实际上是城市稳定问题,而不是农村稳定问题。

这两年在农村调查观察到,留在农村的人对现行体制认可度很高。我们常讲对农民的剥夺,应做具体分析。我看过别的国家的资料,有的是当地看的,有的是看资料,有的是跟外国人访谈,有了一些不同看法。例如,征地这个事情是对农民的剥夺吗?我们要具体分析,一般的市场化的国家,我老爱讲一句话,农地价格大概是地租的八倍左右。如果政府征地不是建设用地,而是农地转用,其价格是农地的大概是农地价格四倍左右。现在征地的价格大多超过这个国际一般价格水平。

我们常说,国家征地把农户的三五亩地剥夺了。可是,即使这三五亩地不“剥夺”,农民种这三五亩地,农民还是穷人;中国农民富不是靠三五亩地。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农民的耕地和建设用地不一样,农民的耕地转用为建设用地是国家公共规划造成的,剩余归公是对的,但是农民的建设用地,就是村庄占地,不是因为国家征地才成为建设用地。全世界建设用地价格都高,我们农民是有建设用地的。所以农地转用你可以价格低,那么村庄占地如果被征用,应该价格高。令人遗憾的是,关于城乡建设用地统一市场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至今没落实。村庄占地被征用,价格还不够高。有些地方在搞增减挂钩时多多少少比农地转用的价格高一些。农村耕地和农村建设用地不一样,一定要分开讲。浙江的同志讲,如果说农民一人半亩地是社会保障,那么,他们现在全省给农民的钱,已经有半亩地收益的水平了。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难,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而中国问题最难的是,市民化的社会是不是有稳固的根基。我们的确要面对建立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的重大难题。

农民工进城后面对的问题,我们常常听到的困难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所谓文化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虚假命题,我在前面已经提及。文化这个概念很笼统。在习俗的层面上,农民和现有城市普通居民不会有大的差异;有差异的地方也不难改变。至于对体制的认同,进城农民不当然与过着精致生活的城市富贵们不同,而与普通市民也不会有太大差异。第二个是住房问题。从山东德州、江苏镇江等地的经验看,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只是政府不要过于追求速度。他们的经验还表明,即使普通农民,如果有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住独栋房屋,且拥有现代配套现代基础设施,也不是什么难事。大城市房价下降后,一部分高端务工者也可以在大城市定居。第三个社会保障问题。农村社会保障(主要是养老、医保)正在普及,目前要解决的是“接轨”问题。因为我国城市普通居民(特别是无稳定职业的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也不高,所以,先进行低水平的“接轨”并不难,一些地方已经做的不错。

由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包括新兴城市)定居的真正困难是劳资关系问题,而这也是城市普通原住民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基本问题。劳资关系问题导致劳动者工资水平低,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一般劳动者要转变为中产阶层就丧失了基础。

对城市化要有更广远的视野。举凡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中产阶层崛起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相伴随,城市化就不能伴随社会稳定。考察近代史,可将拥有独栋房产(或等价的城市核心区公寓)、低于20%的恩格尔系数以及对健康社会秩序的认同,看做中产阶层的基本特征。要把农民工进城定居,以及城市化对国民经济增长的长期贡献,放在这个大背景下认识。

这里只讨论拥有“独栋房产”问题。

现在全国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八千人左右,但城市建成区的住宅区的人口密度却多在5/1平方公里以上。我自己在北京居住的小区,应在8/1平方公里以上。这样的居住环境下,居民一般不会有中产阶层心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密度与人们之间的负面心理有密切关系。

对高密度居住环境与人的心理和生理恶变之间关系研究,环境心理学已经有明确结论。VANVEIET研究发现,高密度住宅对成人和儿童都有负面影响。住在多层或高层住宅中的孩子,在一些生活技巧的学习上发展较迟钝,且容易感染呼吸道疾病,较富于侵略性,容易失眠,神经系统病变发作的机率较高,社交能力较差。研究者还指出,楼层越多的住宅对居住者负面影响越大,对于只有“父母、子女”的核心家庭来说,负面影响更大。住在高密度住宅区内,会导致更强烈的拥挤感,并且出现其它负面态度,如知觉到的控制、安全、隐私与满足感降低,与其他居民的关系品质恶化。还有,低密度住宅区(尤其是独立式住宅区)内,邻里间的互助明显大于人口密度较高的高层及多层公寓。

环境心理学家的研究还显示,在小层次测得的密度(如房间内人口密度)和社会病态之间的相关程度,高于大层次测得的密度(如城市、社区密度)和病态现象的相关程度。这是因为经济弱势人群普遍住在室内密度高的地方,而中上阶层处于高密度社区中室内密度低的地方。此外,高密度居住环境对对身体健康形成损害,产生“拥挤综合症”(以上环境心理学的观点引自中国林业大学网站教学频道)。

每平方公里8千至1万人的人口密度能不能让60%的家庭住独栋房?设计上是不成问题的。我自己做过一点数据分析。如果规划合理,公共绿地面积的比例会压缩,但绿地总面积的比例会增加。和有关政府官员交流这个问题时,官员认为这种规划理念尽管有合理性,但政府的土地财政运转会产生问题。但是,我认为,如果改变发展理念和财政理念,这个困难也可以克服。

目前这种“城市低密度、居住高密度”的人口布局以高房价为支撑,这不仅伤害了城市务工农民,也伤害了城市原住民。城里人祖辈的积蓄买房子,这个钱给了谁了?给了政府和给了开发商。市民的财富发生了乾坤大转移,搞的公共部门越来越强大,大绿地、豪华办公大楼。财富向公共领域转移,并由官员实际控制和享用;财富由普通老百姓向少数富豪转移,以致少数人的生活花天酒地、纸醉金迷。

不解决中产阶层发育问题,更深入的改革将难以展开;硬性展开还可能成为风险极大的事情。我们该清醒了。

说中国没有土地资源解决中产阶层的独栋房屋需求问题,完全没有道理。第一,我们需要的只是改变规划理念,不需要降低现有城市平均人口密度,更不需要多占耕地。第二,如果有更大的视野,这个问题更好解决。我国有大量不适合农业发展、又离城市较近的土地,这些地方做合理开发,也是独栋房屋建设的资源。第三,这个建议并不是要求个个城市大规模开发独栋房屋。划定的农业保护区在东部地区会多些,制约也大一些。

通过合理规划适度开发独栋住宅,其实有利于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定居问题。目前一部分较为富裕的农村居民在脱离农业后不愿到城市定居,与无力购买城市稀有的独栋房屋有关。如果有土地规划管理方面的改革,增大城市独栋房屋供应有利于他们进城定居,并盘活他们在农村的房产。城市独栋房屋供应增加后,市民的住房满足一步到位,有可能降低城市居民对多套楼房的需求,从而降低城市住房需求,进而拉低房价,有利于一般进城务工家庭在城市定居。当然,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多种配套改革。

 

题记:这是一个会议发言整理稿。虽有“头脑风暴”的因素,但有的内容也是长期思考后的意见。

 

本文为在“中改院”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记录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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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党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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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问题。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发表过“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理论及其在农村分析中的应用”、“关于社会冲突的一个假说及其实证分析”、“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等重要学术论文,以及大量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评论,在这一领域有一定影响(可检索互联网)。出版《农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著)、《驻足边缘》(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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