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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称,我国国库已经初步建成了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和国库管理信息系统,这三大系统既可以使纳税人足不出户,几秒钟内就把税款直接缴入国库,也可以使国家的财政补贴几秒钟内直接到农民的账户里。这个消息让人高兴。

支农政策的细节大有改进余地。就拿国家对农民的一些补贴的发放为例,如果方便快捷的电子金融系统帮助,支农的效率的确会受不小影响。在农村调查中发现,乡镇干部为给农民发放补贴,的确要耗费不少工作量。几年前开始调整一些做法,很多省市给农民建立了专用的银行账户,把补贴直接划入了农民的账户。这样做不仅节约了操作成本,还堵塞了补贴资金非正常流失的漏洞。今后,把中央对农民的补贴款直接划入农民账户,不假以地方政府中转,也不是难事。

政策细节改进的余地还很多。近几年的农村调查还发现,国家对农民的一些补助发放不能发也不是尽善尽美。最大的问题是一些已经不是农民的人,也享受了补贴。目前我国大约有30%左右的农业户籍居民基本上脱离了农业生产,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约有20%举家外出,但这些家庭仍然被国家支持农业的政策所覆盖。这部分人口是农民工群体中收入比较高的部分。据我们在东莞等地调查,他们大多在城市已经购买或租用了单元房。我以为,国家支持农业的有关政策不应再覆盖这部分人口。这部分人口的社会保障应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国家支农在总量上已经超过欧盟,但分摊在农户上平均水平不高。过大范围实施支农普惠政策,容易致使基层干部虚立农户数量,套取国家补贴资金,形成国家财力的浪费。在极少数地方,村干部虚假上报农户时有所见。过大范围的支农普惠政策还使一部分已经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从而不利于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转移。

目前国家在“三农”方面的投入有诸多功能不清的问题。国家的支农政策和社保政策之间有完全不同的功能,但在农村领域这两个功能在具体实施时并不很严格,影响政策效果。例如,目前四项直补的在操作中往往不管农户是否真正务农,使这些补贴事实上成了收入补贴,未能很好发挥促进农产品增产的作用。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固然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福利,但和城市的社会保障分属不同系统,遗留了以后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必须考虑把支农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区别开来,并创造条件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系统过渡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上面这些问题都是细节,但这些细节之处不做改进,积累起来也是不小的问题。

解决细节问题,有时候需要在小处做好文章,但有时候则要动体制。体制理顺了,一些细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仍拿支农补体这个案例来说,要提高支农效率,可以尝试实行行“注册农户”制度。国家可以把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户登记为“注册农户”,然后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农户给予支持,效果会增加许多。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分为三个类别,分别是农业支持投入、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和一般性社会保障投入,其中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各项投入以“注册农户”为瞄准对象。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可以考虑继续保持目前农业支持的某种普惠性,但新增农业支持项目或新增权益只针对“注册农户”实施。未获注册的农村户籍家庭参与其他一揽子社会保障援助计划,并尽可能和城市社会保障计划相衔接。

支农政策的细节问题还有很多,需要认真梳理,并逐步加以解决。大的方向确定以后,细节决定成败。支农效率要提高,需要涉农各有关部门在解决细小问题上下功夫。目前,中国支农政策大的框架已经形成,在细节上不断努力,才能使国家支农政策臻于成熟。

题记:本为应新京报约写。5月25日日以新京报社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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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党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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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问题。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发表过“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理论及其在农村分析中的应用”、“关于社会冲突的一个假说及其实证分析”、“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等重要学术论文,以及大量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评论,在这一领域有一定影响(可检索互联网)。出版《农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著)、《驻足边缘》(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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