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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型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消除,又很快出现了城市二元结构。这种变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必然性。正确认识这种变化的成因及趋势,才能找到城市二元结构的办法。

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二元结构的共同点,是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不同群体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与公共服务享有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其中,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城市中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居民收入低于城市原住民。前者为城乡二元结构的标志,后者为城市二元结构的标志。此二者之间有一定关系。收入低的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后,能够接受高于农村劳动者平均年收入总量、但低于城市年平均收入的工作岗位。这就决定了大部分农村进城务工者处于城市低收入工作岗位,也居住在环境较差的城市区域,并在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达不到与城市原住民相同的水准。由此形成城市二元结构。

劳资关系不合理是城市二元结构产生的首要原因。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由资方与“流水线纪律”控制和监督。这种情形在分配上的表现,就是在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中,劳动者收入与资本收入之间的比例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不相称。我国劳动者收入比例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比国际水平低20%以上。

城市住房供应、需求相关的政策缺陷是城市二元结构存在的另一重要原因。

高昂的城市房价使得一部分原住民动用多年储蓄满足子女婚房需求或改善性住房需求,导致财富大腾挪,支撑了城市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企业的高额利润,也将他们的财富积累的大部分转移到政府和地产开发商手中,并将进城务工者排斥在住房市场外,使其难以在城市定居。

企业制度不合理及劳动市场的分割,也是城市二元结构存在的重要原因。我国几十年改革的意外结果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垄断性、基础性行业发展壮大,私营企业被挤压在高度竞争的消费性产品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领域。在前一领域,企业的中高端用工与城市人脉网络有密切相关,其中有高强度的社会权力渗透,一般进城务工人员很难涉足。这个领域工资水平较高,甚至存在“工资蚕食利润”的情况。而进城务工者主要集中于后一领域的企业。这个领域竞争性强,企业要通过尽量压低工资成本来维持利润水平。

我国土地制度的缺陷对城市二元结构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国家实行的城市建设用地归国家所有的政策,致使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完全分割,农户拥有的建设用地(主要是村庄占地)的价值被大大贬损,或使其价值转移至政府与土地开发商手中,降低了部分农民移民城市的财务能力。

户籍制度当然也是城市二元结构形成的一个因素。但从近年的发展趋势看,中小城市的户籍已经趋向开放,而大城市的户籍制度仍比较僵化。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基础是,城市公共财政理念的积极变化与进城务工农民换取城市社会保障的支付能力的提高,显然,建立这样一个基础需要深刻改革。

经以上分析,消除城市二元结构的路径不言自明:

其一是要下决心调整劳资关系,建立平等竞争的劳动市场。现有涉及劳动权利的有关法规必须配以具体实施条例。要解决劳动者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的问题。涉及劳动权利受到伤害的法律认定要有更细致的办法。通过这种努力,将提高经济发展对就业的拉动能力,从而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水平。

其二是变革城市人口布局规划理念,抑制住房的投机性需求,抑制住房价格,增强进城农民在城市购买住房的意愿。

最后是改革土地制度,落实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意见,提高农户宅基地的市场价值,增强农户在城市购买住房的财务能力。有了这些改革,其他一些难题也容易克服,城乡二元结构也将逐步瓦解。

此文发表于《财经国家周刊》最近某期。文字可能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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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党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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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问题。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发表过“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理论及其在农村分析中的应用”、“关于社会冲突的一个假说及其实证分析”、“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等重要学术论文,以及大量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评论,在这一领域有一定影响(可检索互联网)。出版《农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著)、《驻足边缘》(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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