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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闭幕以后的,关于我国推进城镇化的话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一些地方的城市建设计划受到鼓舞,新的城市建设规划也开始酝酿。人们担心,城镇化这把火会不会烧过了头。实际上,早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已经明确了推进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在这样一个重大发展战略起步之时,一定层面上出现过头热情完全可以理解。李克强副总理新近强调,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这番话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城镇化的内涵,对城镇化工作的艰巨性有更清醒的认识。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要强大,人民生活要富裕,必须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而工业化必须走集约发展道路,因此必然要扩张城市经济或崛起新的城市;农业现代化必须逐步告别小规模兼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水平,为此必然要使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非农产业,进入城市经济部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必然伴生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人口会逐步增长,农业人口则会逐步减少,一些村庄会消失,全国人口布局会发生重大调整,这些变化都无可避免,我们应该乐观其成。

但是,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协调,对城市发展急于求成,甚至拔苗助长,就会影响城市发展质量,造成资源浪费,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健康的城镇化应该有三个基本标准,一看城镇化是不是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二看城镇化是不是有利于我国中产阶层发展壮大,并是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分享城镇化利益;三看城镇化是不是有利于社会和谐,提高社会稳定状态。归根结底,成功的城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从近些年的城镇化实践看,如果对目前体制机制不加改革,对某些现行政策做调整,城镇化能否健康推进很是令人忧虑。工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多是中产阶层的崛起过程,我国因为房价畸高、农村土地征收制度不尽合理,导致城镇化过程难以伴随中产阶层的崛起,甚至让人担忧相反的过程发生。我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土地资源浪费较大,城市建成区的经济密度显著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水平。从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看,我国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不高,公共部门占地甚多,但市民居住区的人口密度普遍很高。由社会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标准知识看,这种情形很对国民的身心健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当我们在30多年以后宣布中国已经是一个繁荣、富强、民主的国家时,若我们的大部分国民所住的房屋对于别的国家来说是低收入穷人所住的房屋,我们能不感到羞愧么?如果有合理的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并树立真正以人为本的土地规划思想,完全可以做到保护耕地和改善居民住房两不误。如果继续忽视这个问题,当代决策者将愧对中华历史,愧对中国人民。

从目前形势看,做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必须尽快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尽快改土地制度,明晰土地产权,更新土地规划理念。要加大农地保护力度,用农业保护区制度替代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更好地保障农业现代化。中央政府紧紧抓住这个管理控制环节,将其他土地使用和规划权利下放给地方,同时要求地方强化市场对土地供求的影响,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要研究和出台新的住房建筑市场调控政策,让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在城市安居,让全体国民的居住品质有根本改善。

二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集中,坚持农民自愿原则,发展适度农业规模经营。要鼓励在农民中间培育专业农户,防止城市资本过大圈占农地、搞过大规模的公司化农业。如果公司化农业出现二次转包土地的情形,通常可认定出现了规模不经济,应予纠正。

(此文为今日某报写的社论,发表时标题改动,删除约500字,编辑增加约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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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党国英

197篇文章 6年前更新

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问题。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发表过“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理论及其在农村分析中的应用”、“关于社会冲突的一个假说及其实证分析”、“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等重要学术论文,以及大量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评论,在这一领域有一定影响(可检索互联网)。出版《农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著)、《驻足边缘》(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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