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有了效率，就有了活力；有了平等，就有了安定。讲效率，就是要给每一种资源支付最恰当报酬，所谓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讲平等，就是不论人的能力大小，都尽可能地给与相同的报酬，满足人们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需求。单讲效率，会牺牲能力弱小的人，从长远看会影响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单讲平等，不仅牺牲了效率，也有失正义，因为那些强者的社会贡献将得不到合理评价。只有把效率和平等恰当地结合起来才构成社会公正。

一个社会最可怕的是既丢掉了效率，又牺牲了平等。经验表明，将效率和平等统一起来的主要途径，是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特别是促进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为此，在许多竞争性领域必须以市场机制决定资源的价格或报酬。同时，把保护弱者、促进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平等作为公共领域的事务，由社会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承担起责任。在这种社会公正形成的机制中，最要紧的是人民群众发展机会的平等，而保障机会平等的关键是社会自由流动。

如果有健全的社会流动机制，一般来说，农村人口会流向城市社会；收入低的人群会流向高收入社会；就业不足的人群会流向就业机会多的领域；处于公共服务落后领域的人们会流向公共服务更好的社会领域；而社会精英会利用社会选拔机制，通过不断努力获得地位的提升。这种全方位的流动会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社会活力。对于竞争力弱的人群，一个好的社会也会为他们提供基本就业条件和底线社会保障，特别会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正常的受教育条件。资料表明，美国人一生平均搬家8次。我们国家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但估计不超过3次。美国人的高流动性不仅没有成为美国社会的难题，反而有利于美国保持活力。我们需要在观念上充分肯定社会自由流动的积极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公民发展机会的平等程度总体上得到提升。尽管有不合理户籍制度的约束，我国农民仍然忍辱负重，勇敢地闯市场、闯城市，既以所谓“人口红利”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率，又提高了自己的收入。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给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大体平等的机会，尽管这个制度还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我国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使得一些传统利益集团还来不及控制这些产业的时候，一大批无背景、起点低的创业者成为这些产业的主力军。民营经济受惠于资源的自由流动，那些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的风险偏好型人才在民营经济领域确立了用武之地。毋庸置疑，没有这几方面跨城乡、跨地区、跨行业、跨阶层和跨所有制边界的人力资源流动，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的空前繁荣。

但是，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的体制机制仍很不完善，远不能满足我国建设公正社会的要求。我国正处于巨大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旧体制遗留因素和某些改革的缺位，使得全社会存在广泛的发展机会不平等现象。城乡人口管理体制的分割，使广大农民群众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发展机会的不平等；教育资源的城乡之间、大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分配不均，也造成青年人发展起点的不平等；我国的“单位”管理体制所包含的用人制度的僵化，产生了种种“玻璃门”、“土围子”，使得不同社会阶层的劳动者地位相对凝固；广泛存在的腐败现象助长了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不良风气，荐贤举能的通道不畅，优秀人才成长的机会还远不充分。不承认这些现象的存在，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自由流动体制，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化综合配套改革才能得以建立。为促进我国社会自由流动，今后改革的重点应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理顺劳资关系，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据我自己测算，我国GDP增长对就业拉动的作用明显小于相应经济发展时期的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考虑到经济发展程度的可比性，拿中国目前阶段的数据和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和日本上世纪前半叶的数据做比较，中国DG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就业拉动是0.098个百分点，而其他国家的数值相应是0.48、0.42、0.27-0.33和0.23，都显著高于我国。这种情形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一个因素是劳资关系。由我领衔的课题组的农户调查（10个省的约1000个农户）表明，80%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每周在50小时以上，超出标准工作时间20%以上。在业职工的过度劳动显然对劳动岗位的供应有影响。通过调整劳资关系，使在业劳动者减少加班时间，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更多更快地转移到城市经济部门，也有利于提升工资水平，增强城市的吸引力。

二是大力促进民营经济部门发展壮大，使劳动就业市场更具有竞争性。为此要大兴教育，尽可能使每一位公民在进入劳动市场前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要坚决取缔各种就业歧视，保障就业机会的平等。民营经济部门招募雇员较少发生腐败，更有可能量才用人。

三是简化人口登记管理办法，先使各类城市中一部分有住房条件的异籍人口自愿转登记为本地户籍人口，待条件成熟以后建立完全自由的人口登记制度。为此要充分重视住房保障的公共性，以财产税调节住房水平的过大差异，坚决抑制住房投机需求和高房价，使得房价不再成为社会流动的重大障碍。

四是逐步改革公共管理部门的运行体制，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形成多元化人才选拔机制。

五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规范并大力减少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工资外的隐性福利保障，使其逐步社会化，以降低人员流动的隐形门槛。举例来说，北京郊区农村有不少居民过去转为非农业户口，现在要求“非转农”，并与当地农业户口居民发生冲突。其原因是郊区农村产权改革一直不到位，村集体居民的身份附加了很多福利待遇。这种情况在苏南地区通过产权改革已经很少，但在“珠三角”地区仍很常见。受此种情形影响，我国农民在农村地区异地落户都很难，更不用说落户到城市。全国各地农村都不同程度上存在“黑户”，就是这个原因。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须在城市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实行“阳光工资”制度；在农村深化产权改革，使原有集体福利实行“货币化”。为此，还要建立健全社会福利税系统，使每个公民的社会福利账户终生跟随劳动者自由转移。

题记：此文发表于昨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目似有变化，文字略有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