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将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是谁？大致而言，最广的含义，跟人民同义；次广的含义，非领导人士，与“干部”相对者是也；最狭的含义，则指党外人士，与“党员”相对者是也。

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是革命领导集团处理其与普通民众关系的总原则，旨在保证民众认同革命领导集团的政治理念，动员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此时的“群众”，往往是被动的，等待被“启蒙”的，继而被动员的。

革命领导集团与革命的一般参与者利益一致，在革命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却大为不同。革命领导集团承担的风险要大许多，革命领袖尤甚。革命的一般参与者风险较小，但他们以自己对革命领导集团的敬重与服从，实现了对承担风险较大的革命领导集团的一种补偿。因为这种利益的一致性以及风险的不对称，使得革命领导集团容易动员“群众”参与革命活动，其相互之间也容易形成紧密关系；换句话说，这种情形下，革命领导集团的群众路线较容易落实。依靠包括群众路线的“三大法宝”，革命党取得了执政地位。

和平时期，革命党逐渐转变为执政党，群众路线理应与时俱进。

执政党落实群众路线的社会条件完全不同。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后，工作任务发生了变化，风险相对弱化。黄炎培先生讲的那种“覆舟”风险通常只是一种警钟。执政党面对的是有多元利益诉求的社会大众，不再是原来那种革命参与者。革命时期领导集团与民众之间的风险不对称不复存在，执政党执行群众路线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执政党如果要社会大众认同其政治理念，促进国家振兴，必须有新的政治觉悟。可以认为，和平时期执政党应有三种新型政治意识。

一是分工意识。在和平建设时期，应该有一个基本社会分工格局，政府人员应集中处理公共事务，对社会大众的私人事务政府不应干预。执政者应把自己看作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类从业者，而非天生高人一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曾对掏粪工时传祥说，他们只是“革命分工不同”。在这里，“领导”的意义不是指政治家管控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仅仅是指政府处理民众个人无法应对的公共事务。

二是平等意识。执政者与民众既然只有社会分工的区别，其成员就应有平等意识，不应把公共权力看做特权。通常，因为公共事务的复杂性，执政党的成员需要公共管理的专业知识，其知识水平会高于社会大众的平均程度，但这不是保有和行使特权的理由。

三是自律意识。尽管执政者与社会大众之间说到底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但因为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难以形成类似市场交易那样的平等关系，前者的服务可能“过度供给”，甚至将公权“私人化”，而后者监督前者很难。执政党及其成员的自律意识是缓解这个困难的必要条件。

概括以上三个方面的要求，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群众路线，说到底就是服务大众。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为人民服务”。

解决理念问题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如何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建设，使理念真正转化为现实。建立科学的公权生成机制与运行机制，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得以落地的基础。完成这项工作，是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以公共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执政党的根本途径，也是执政党的一个艰巨而又华丽的历史转身。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权力从群众中来，服务到群众中去。

一方面，要合理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尽可能扩大私人领域的范围，最大限度地给社会大众以自由。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要把权力装进笼子里。限制公权行使范围，就可以把“笼子”做小一点，做实一点，实现社会成本的节约。私人领域需要自由；自由的碰撞引起的公共性问题，才需要政府解决。也就是说，执政党为人民服务是有条件的，服务不能随意扩大，不能越权。边界越是清楚，执政党的群众路线就越容易贯彻。

另一方面，执政党自身的权力运行机制也需要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不断扩大民众基础，这就是每个公民都通过公开公正的程序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政治。其核心，就是公共领域的有序竞争。

从国际经验看，这方面改革不可贸然行事，要根据多方面条件的变化有步骤地推进。如果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能合理划分，走群众路线的民主政治不仅不能成功，还会引起很多麻烦，所谓“自由先于民主”的意义就在这里，新时期的群众路线，成功的关键也在这里。

此文发表与新一期南方周末评论版，编辑有修改，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