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获得了长足进步，农产品产量增速远远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我国人民福利水平因此有了显著提高。今后的任务是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整体竞争力，使我国能够以“总量确保、结构可调”的格局实现开放型的国内农产品市场供需均衡，让我国农业继续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强大支撑。这项任务重大而艰巨，惟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锐意改革，方能克艰取胜。

一、有竞争力的农业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支柱

逐步建成在国际市场上有充分竞争力的现代农业，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有重大战略意义。

首先，农业现代化带来农产品价格相对降低，会产生国民实际收入提高的明显效应，并对国民择业行为发生积极影响，增强国民创新活力。研究表明，食品价格相对越低（恩格尔系数降低），国民在择业时越会受到兴趣偏好支配，增大职业岗位创新的概率。职业岗位不被国民当作“饭碗”，而被看做实现人生追求的平台，吃饱饭不再成为国民的难题，人们在选择职业时胆子就大，敢于为提高职业技能的提高做长期投入，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就有了动力。一个社会有了这样的内在要素，才可能成为创新型社会。

其次，在提升效率的前提下相对降低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使国民吃饭成本相对下降，还有助于改变我国国民的“消费—储蓄”模式，推动消费创新，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我国国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致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模式长期难以改变。产生这一模式的因素之一是国民的“集体饥饿记忆”以及恩格尔系数过高对家庭财务预算的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食品保障充满忧虑，会以高储蓄作为降低不确定性的应对手段。官方统计表明，2006年以来，尽管我国经济增速不低，但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却不降反增，这是我国国民家庭预算的不良刺激因素。基本食材价格相对低廉还可以减轻政府以食品援助穷人的财政负担，同时增加优化家庭财务预算的正向调节因素。美国的食材价格相对低廉，政府有能力给约1/7的家庭发放食物券，使美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吃饭无忧的社会，这种情形无疑对美国家庭的财务预算发生极大影响，使美国国民的实际福利与美国经济增长相适应。这是美国保持技术创新优势的秘密之一。这种机制值得我们注意。

再次，提高农业竞争力，使我国农民在整体上由兼业小农转变为职业大农，会让农民成为中产阶级，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分割问题，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小农兼业虽然也可以提高收入，但社会经济效率不高，不利于把我国建成经济强国。如果农民保持小农状态，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不论怎么样调整经济结构，其收入也不会赶上城市居民。依靠农产品的政府提价与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绝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长久之计。只有让农民与农业经济充分卷入世界分工体系，才能建立农民富裕、农村繁荣的可靠基础。

最后，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对于保持主要立足国内供应的重要农产品的市场均衡，确保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重要农产品特别是谷物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会放大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传导效应，加剧国内价格水平的不稳定。如果价格深度下跌，不仅影响农民收入，还会造成后续年份的农产品价格过度反弹。如果农产品价格上涨遇到投资扩张因素，会合并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农产品价格波动过度，即使有国家储备调节，也会造成财政负担，不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协调稳定发展。我国处于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本来容易产生一些不确定因素；如果重要农产品依赖国际市场，即使供应国不明显使用“制裁”武器，其某种“不配合”的策略就足以给我国经济稳定带来困扰。提高我国自己的农产品供应能力，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无疑有利于我国政治家统筹全局，稳定推进国家各项改革事业。

二、挑战与机遇并存

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推动我国农业深度卷入国际分工，殊非易事。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币稳步升值，国际贸易平衡有所改善，但农产品价格在国际比较中已经显示劣势。这说明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不足。我国谷物已经连年出现净进口，其中某些品种的进口实际上已经超过低关税配额。如果国内主要谷物的价格继续提高约60%，即使按照配额外关税标准，谷物的到岸价格也会低于国内价格，进口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这个趋势得不到遏制，谷物增产将遇到“天花板”，价格提高将很难刺激国内产量提高，财政补贴将有可能让进口商享受。

造成我国农业比较优势差的原因，一是我国农产品生产的劳动成本比较高。我国谷物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大约为美国的1%；按实际劳动时间折算，这个数值也不超过5%。而我国农业领域日工资水平已经达到美国的最低日工资20%。劳动成本高的直接原因是我国农业经济的纵向专业化水平低，农户经营规模过小。二是我国农业的技术模式内含了高成本因素。欧美的谷物生产一般为雨润农业，较少灌溉，由此极大节约了劳动成本与固定设施维护成本，并有利于大型机械耕作。按我们近年调查，我国主产区的谷物生产的灌溉因素形成劳动总成本的30%左右。近年华北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户因灌溉综合成本高而放弃了小麦种植。三是我国农业的化肥、农药等流动性投入也比较大。我国单位面积使用的化肥量约为美国的3倍。四是我国农业科技转化率低。“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４０％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８０％以上的水平。此外，我国财政支农也形成一个巨大的隐形成本。按不完全数据，去年我国中央加地方对“三农”的投入，在去除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以后，仍在欧盟农业支出的4倍左右，只是因为我国农民人数巨大，分摊到农民头上数量不多。

尽管提升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有以上诸多不利因素，其中有的因素刚性很强，但也要看到希望。

以人力成本为例，我国降低人力成本的空间有很大潜力。据笔者大略计算，如果我国全部农户数量减少到3000万户以下，其中谷物生产农户降低到1000万户左右，其余农户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则我国按实际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将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动态地说，在这个水平上，农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将与我国城市居民相当。如果按农村人口为农业人口4倍计算，这意味着我国的城市化率必须达到70%左右。今后我国城市化率每年递增1.2%，大约在2030年前后可实现这个目标。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率达到75%之前，城市化的速度会比较快；所以，这个速度在国际上有例可循。

从土地资源状况看，实现我国农业竞争力跃升的目标也不必悲观。按最新的资料，我国有耕地13538.5万公顷，园地1481.2万公顷、林地25395.0万公顷、草地28731.4万公顷。如果按耕地户均13公顷，园地户均2公顷，林地户均100公顷，草地户均300公顷计算，再加上养殖业对农户的吸纳能力，3000万户职业农民按适度规模经营标准所需要的土地资源是有保障的。我国草地的品质不好，承载牧民的能力较弱，但要知道，荷兰这样的牧业发达国家户均草地不过40公顷左右，就已经达到很高的产出效率。

我国土地产出效率提高的空间还很大。如果我国播种17亿亩谷物，每亩产出500公斤，大体达到美国旱作农业的产出水平，即可产出8.5亿吨的谷物，远远超过我国人口高峰期对粮食的总需求。只要有了成本优势，我国还有潜力成为粮食出口大国。按笔者调查，我国甘肃定西地区发展旱作玉米生产，在没有灌溉的平常年景，每亩玉米产量也达到600公斤以上。近几年，我国科学家在荒漠治理上也取得了骄人成绩，数十亿亩的草地有望提高产出效率。另外，从国际比较看，荷兰这样一个小国家的人口密度超过我国3倍以上，但它通过土地整治，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使其竟能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我们这样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有什么可以悲观的？

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看，资源是制度与技术的函数。只要我们下大力气深化改革，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我国农业的国际比较优势是可以形成的。

三、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基本路径

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自然要在农业领域下功夫，同时也要有大局观，从城乡关系调整入手，打通城乡要素市场，优化政府调控，提高政策的有效性。今后一个时期恐怕要做好下述几方面工作。

第一，要深化农村产权改革，提高土地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土地产权明晰是土地流转的前提，也是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的制度保障。

第二，加快城镇化步伐，提高城镇化质量。不要怀疑我国城镇化对于吸引农村过剩人口的潜力，也不要怀疑传统农村释放人口的能力。荷兰的GDP总量中农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与我国相近，但其城市化率接近90%！与欧美接近快速增长时期比，我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相对很低，以笔者分析，其重要原因，一是职工实际工作日太多，二是第三产业发展太落后。今后需要通过调整劳资关系、切实保护劳动者权利，以提升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大力调整城市人口布局规划，改善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特别是满足城市中产阶级对经济型独栋房屋的需要，有助于提高城市的消费能力，扩大第三产业规模。

第三，增强耕地保护效力，提高耕地品质。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根本不影响城镇化，也不影响城市居民居住品质的提高，关键是要有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今后可以考虑将基本农田政策升级为农业保护区政策，对农区土地实行大范围连片保护，严格土地用途管理。对农业保护区外的土地管理，可扩大地方自主权，逐步取消指标管理办法。

第四，改变农业技术模式，大力发展雨润农业。今后应改革与完善农业技术研究推广管理体系，大力提高现代农业技术的装备程度，把旱作农业技术开发作为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国家应改革农业大学办学与管理体制，让农业大学全面直接介入农技推广，使其成为农技推广的主力军。现有政府系统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可归到为农业大学系统。应考虑将农业水利投资集中于水资源充沛的地区，其他地区大力发展旱作农业。应以更积极的政策鼓励私人资本开发连片荒漠，提高草原的经济价值；以产权保护政策为核心，以国家扶持资金为补充，大力引进市场因素，鼓励私人资本大举进入荒漠改造领域，扩大各种类型的旱作农业。

第五，大力发展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提升我国农业产业组织效率。从我国现实出发，要限制城市资本圈地搞大农场，尽可能在现有农民中间培育家庭农场主。目前，我国合作社发展的确不尽人意，主要问题如下：一是农户规模太小，使得农户从合作社得益少，农户参加合作社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二是国家发展农民合作社的指导思想有缺陷。有的官员错误地以为合作社数量越多越好，给基层下达合作社成立的数量指标。三是合作社管理水平低，经营人才缺乏。今后应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合作社发展中的问题，使合作社做大做强。应废弃追求合作社数量的政策导向，鼓励合作社跨区域发展，使合作社做大做强。建议在县级以下不设立合作社支持项目，仅在市级以上政府建立合作社发展基金。国家可通过“村官”挂职政策来支持合作社发展，培育一批合作社的经营人才。

第六，调整财政支农方式，提高支农效率。目前，20多个国务院机构分散拥有“三农”项目资金的局面必须改变。支农项目必须清理、缩减，例如休闲度假农业一类的项目必须废止，大部分农业龙头企业不应享受财政支持。支农资金应集中支持大类农产品生产的发展，降低其生产成本，使普通国民享受到农业进步的好处，而不是满足少数高端人群享受高端食品。所有各级财政支农的项目都应向社会公布，提高支农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坚决给一部分寄生在国家支农体制上的企业断奶，让支农资金发挥应有效率。发挥应有效率。

 此文发表于今日光明日报理论版。标题有变。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