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市披露的信息看，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正逢其时，是改革的必然选择。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亮点是简化了“农转非”的条件。农村户籍居民只要在重庆主城区务工经商5年以上，或购买了成套住房，就可以将农村户口转变为重庆市民户口。这个门槛不算高，也符合重庆的实际，而更重要的是，设置这样的条件基本符合人口登记管理的本质要求。户籍制度不过是一个人口登记的基础性管理制度，只因为我们过去在福利制度安排上刻意分割了城乡两个世界，才使这个制度包含了歧视性的内容。改革户籍制度，就是要简化它的规则，恢复它的本来功能。最终，居民户籍登记资料只是给国民经济管理提供一个基础信息，而不再作为权利歧视的依据。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也是稳妥的。首先，短期内吸收300多万的市民户籍并不会给城市基础设施形成压力，原因是这些居民已经生活在市区，已经在享受它的基础设施，不会因为户籍转变而增加基础设施的压力。其次，正如重庆官员所说，新入籍的市民也不会产生明显的财政压力，因为这些新入籍的大部分居民正处在生命周期的高产出阶段，不会增加医疗和养老保障的支出。再者，按我在一些城市的了解，这些多年在城市有稳定职业的农村户籍居民，已经有15%左右有了稳定的住房，其他人的住房也可以通过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供应体制得到逐步解决。如果住房价格有个合理下降，这个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

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重庆市依据新的户籍制度所安排的第二阶段人口转移计划，不仅不算冒进，甚至可以说略显保守。首期改革完成以后，户籍城市化率可达到40%（人口基数中不考虑外流的400万人口），仍低于目前实际城市化率的51%。按计划，2020年户籍城市化率达到60%，且这也是实际城市化率，则意味着第二阶段实际城市化率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这个速度低于过去一个时期全国城市化率的平均增速，我估计，也低于未来十年中国城市化率提升的平均速度。重庆作为国家直辖市，在未来10年里，城市化水平整体上应该更快一点，其中，户籍城市化率的年递增可达到2.5%，实际城市化率可达到1.5%。当然，官方的计划略显保守也可以理解，但为了推动重庆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安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时，还是应该有更大的进取性，不能把1%的城市化递增率作为计划基础。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在处理进城农民的土地问题上，对旧的规定有所突破。按现行法律，农民在社区的城市落户，且获得城市的社会保障待遇，应该放弃农村的承包地，交还集体。对宅基地则未作清楚规定。这个法律规定的确不好。重庆市新的规定有明显进步。农民进城落户后，最长3年过渡期内可以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此后政府有偿收回。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重庆的改革能不能幅度更大一些？我看在土地方面还有深化改革的空间。农民进城落户以后，其原来拥有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应该永久保留，除非政府为重大公共利益要使用这些土地。而即使为了重大公共利益要使用该土地，也应按市场价给农民补偿。如果政府要通过“增减挂钩”方式利用该土地（如复垦宅基地后置换建设用地指标），或者将该土地规划为商业用地，则应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政府还可以建立多元化的土地开发机制，政府出规划，允许农民及其农民组织保留开发权、受益权，而政府用税收办法对利益关系进行调节。我以为这样改革更彻底，更符合有调控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作为统筹城乡发展试点城市，本着先行先试的原则，重庆对既定做法的突破应该力度更大一些。

总得来看，重庆推出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具有范本意义，可以在我国其他地方推广。我总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不断什么难事，重庆能做到，其他地方也可以做到。

注：此文发表于8月3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