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到西部某地走了一遭。和一位长期在第一线做扶贫工作的干部聊天，听到他讲了许多关于扶贫工作的意见，颇受启发。他说，扶贫工作应改弦更张，从战略上做出调整。我以为他的话很重要。    

中国的扶贫，从广义上说，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早先对穷人的帮助，是政府民政部门的一种例行工作，如对“五保户”日常生活的帮助，对受灾困难百姓的临时资助等。大范围地针对一个地区穷人的经济扶持，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有一个流传在甘肃干部中的故事。有一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到甘肃视察工作。按惯例，地方领导会领着中央首长到好的地方去看看，让领导高兴，也乘机把自己的工作成绩给领导看看。但那年甘肃的一位负责人有了一个独特的想法，他把总理领到了甘肃最穷的、号称“贫瘠甲天下”的定西某地。总理被震惊，后果非常好。从那时起，国家每年拨巨款扶持甘肃的贫困地区，连同后来对宁夏贫困地区的扶持，就有了国家的“三西”（甘肃的定西、河西与宁夏的西海固地区）扶贫计划，并一直执行到现在。

中国贫困地区的面貌的确有变化，绝对贫困人口越来越少。中国的扶贫工作据说在世界上是最好的。既然如此，这项工作为什么还要做战略调整？这的确是一件需要做严肃思考的事情。

其实，在古代，按现在的标准，贫困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过去曾有过英国国王请客向其他贵族借餐具的事情。中国古代有那种不理解“吃不上饭为何不是肉糜”的皇帝，但老百姓是贫困的。“五口百亩之家”的自耕农，是中国古代富裕人家的样板，其产出，按现在的物价算，不过平均每人每年两千元而已。广大的佃农，日子笃定过得更艰难。

普遍的富裕，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工业革命使人们普遍开始了基于社会分工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市场交易又把“片面的人”联系在一起；人们只要进入市场交易系统，各自做自己最拿手的事情，与别人的专业产品交换，财富总量就极为可观。在现代社会，能进入大规模专业化生产系统的人，没有穷人。

普遍的贫穷和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我曾经和一位河南果农有过一番交谈。他说，在那里市场还不发达的时候，他家人的劳动力用70%的时间来卖苹果，生产能力上不去，日子就紧巴巴的。现在，他销售果子的时间是零，有能力提升技术和产量，生产规模扩大了，产品通过专业商人批量进入市场，日子就富裕了。道理就这么简单。

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山大沟深的地方，山民们无法卷入中国大市场，无法进行规模化生产，在经济上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国家的扶贫资金先是扶持过一批所谓乡镇企业，结果差不多全军覆没。后来也有其他一些措施，效果也不甚理想。甘肃的干部跟我说，用扶贫款头年给农民买一头牛，次年就变成了一只羊，第三年就变成了一只鸡。这说明，农民把生产资金变成消费资金。这和印度农民变卖用扶贫资金购买的拖拉机、为女儿置办嫁妆的道理完全一样。

让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迅速减少的主要原因，还恐怕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从近些年观察看，什么地方只要有了为市场而规模化生产的产品，什么地方的农民就迅速富裕起来。而市场被开拓的原因又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一个是商人队伍的成长壮大。这个道理决策者也逐渐理解了，近些年的扶贫资金主要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改善了交通设施，缩短了农民与市场的距离，效果就非常好。

有的地方自然条件太差，筑路和维护的成本很高，让农民致富最好的办法是移民。过去的做法把农民从山上移到土地相对充裕的山下，但效果不很明显。我看，既然移民是为了解决市场问题，那就应该考虑把山民直接移到城市。老的山民不愿意走，就把他们养起来，也不必花钱让他们搞生产开发。年轻农民愿意进城，城里也有粗活可做，说水平可有一个根本提高。全国用10年时间移两千万农民到600多座城市，每年平均每个城市仅仅接受1000个家庭。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政治任务去完成是有可操作性的。让他们住廉租房，房租补贴全国花不了200亿，而目前全国在扶贫方面花的钱比这个花的还多，且越来越多，没有一个尽头。这些农民进城后，摆脱了近亲结婚等困扰，子女的营养也得到改善，第二代的生存能力就和一般市民一样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

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恐怕今后会逐步转到城市。一些制度调整到位以后，农业会变为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产业部门，农村会变为专业农民的居住区域，农民则变为“城外市民”，失业人口将居住在城市，或者归城市系统来管辖。实现这个目标固然要用很长时间，但趋势不会更改。

题记：此文发在本期新闻周刊本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