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游走于学者思想范式之外

杰出学者杨小凯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个年头。他对经济学的学术贡献以及在更广阔领域的思想贡献，没有随着时间的逝去被人们淡忘。至今，中国思想界所讨论的很多问题仍然在他奠定的概念平台上推进。这才真正是人们对他的恒久纪念。杨小凯先生在理论经济学与当代思想评论两个方面均有重要贡献，鉴于人们对前者已经有广泛评议，笔者也曾撰文表达观点，这里主要对他的后一成就略作随兴议论。

提出让人们持久关注的学术概念，并由概念连缀成对复杂现实做出解释的思想范式，是杰出学者的标志性能力。杨小凯先生拥有这种能力。人类思想界对任何新提出的概念免不了争论。若做精细思考，现实历史甚至往往不是按学者提出的思想范式来展示自己的轨迹；相反，历史往往游走于学者提出的思想范式之外。我们不必要求学者提出的思想范式与历史发展之间高度契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学者，如果能使他所提出的思想范式的基本逻辑结构被用来理解历史发展的某种重要趋势，就足以让他获得思想史庙堂的一席之地。但这里不会有百鸟朝凤般的遵从，相反，可能更多的是一鸟放歌，百鸟争鸣。这是思想史的常态。对杨小凯先生的评价，应有这样一种清醒。

人之为人，是因为人会用概念思考。人发明了许多界定事物类别的概念，并把数不清的概念作为连缀思想的元素。这种思考方式的好处是人容易把认识对象做简化处理，使外部世界更容易把握。但是，用这种思考方式一不小心就容易夸大不同类型的差别，形成过度跳跃的思维方式。在对社会历史的理解中，最容易发生过度跳跃的思考。人们以为，社会制度有那么几种类型，非此即彼。这种概念上的跳跃，反映到现实理想上，便是对历史跳跃的迷恋。这是一种书斋浪漫主义。

越是聪明人，越有高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并且越是偏好对事物做类别思考。好的学者一般都是这样。所以，学者比一般人更容易对事物划分类别，在现实理想方面更容易有“激进”立场。当然，随着学者们的阅历和知识的增进，激进立场也可能会改变，至少在好的学者身上这种可能性更大。笔者就注意到，杨小凯先生后期发布的思想评论，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主义之争，而进入更广阔、更深入的现实领域。“后发劣势”就是他提出的一个解释某一类社会经济体变化的思想范式。

后发劣势认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有可能先学习那些先进国家容易学习的东西，而不会去认真进行这个国家制度层面的改造

“主义”之争确实有局限性，虽然我们常常避免不了这种争论。例如，学者常常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归为民主和不民主两类，而现实中常常见到的政治形态介于这二者之间，极端的情形较为罕见。当今世界，两百个左右的国家中，很多国家只是有一纸民主宪法空文。较成熟的法制国家，其民主政治的实质性进步也很缓慢。在英国，英格兰人对苏格兰人的政治歧视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上世纪末，苏格兰议会才恢复建立。２００４年，一位澳大利亚籍的苏格兰移民对我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她在英国的遭遇，还是抑制不住极度伤心。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例如丹麦、意大利等国，直到现在还在进行扩大地方权利的改革。正是因为这种情形，上世纪初的英国大思想家马歇尔才欣赏“历史没有跳跃”这个历史哲学观念。

同样地，对中国情形的理解，也需要有马歇尔的思考方法。杨小凯先生提出的“财政联邦主义”等新颖概念，帮助我们学会了透过迷雾看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大大提升了经济学对中国事务的批判力和解释力。改革开放引起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多方面的变化，其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关系的变化是关键变化之一，解剖这种变化及其多重影响，至今仍有重大意义。杨小凯与其他两位学者在1999年发表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发现小国政府间的竞争有利于体制转轨。他说，“在西欧，试验各种制度，扩散、模仿、转轨到成功的制度的一个重大推动力量是西欧的政治不统一”。美国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疆域大，但人口少，情况也特殊。其余几个大国的转轨（如印度、中国和俄罗斯）都非常艰难。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开始转轨，但过程异常艰难。杨小凯先生指出，由于俄罗斯缺乏法治传统，俄罗斯的转轨也许要比17世纪的美国转轨和19世纪的法国转轨更加困难。法国从旧王朝到新秩序的转轨花了一个世纪。俄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内陆国家，且有着更不利于转轨的历史。自然，我们不必简单套用杨小凯先生的理论来解释当下中国的分权化改革的阻力与前景，因为分权化改革操作不慎会带来风险。但是，只要政治家善于掌握分权的技巧，必定会推进改革走向深入。如今，高层实施的中央审批权下放，正是一种积极的权力重置改革。

“历史没有跳跃”这种历史哲学能够成立的前提，恰恰与那种把历史看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认识前提不同。历史固然没有跳跃，但历史绝不会长期逆转，也绝不会不同民族各有方向，完全发散地走自己的路。历史的逻辑趋势具有一致性，不承认这一点，杨小凯先生以国际背景所作的比较研究就没有了意义。

杨小凯先生提出的“后发劣势”是一个接近某些类型国家发展状态的一个思想范式，但这个范式的意义也不是因为它能够精确描述现实，而只是它所揭示的道理能帮助我们加深对现实的理解。这个范式认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有可能先学习那些先进国家的容易学习的东西，例如技术知识、管理模式和技术模式，而不会去认真进行这个国家制度层面的改造。这样，虽然可以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制度变迁，从而会给长期发展埋下非常巨大的隐患，甚至会造成长期发展的失败。这个说法有表面上的逻辑上的自洽性，其实大体上只是一个思想范式，实际情形与这个情形不大会吻合。笔者以为，若没有制度变革的推动，技术与管理知识是很难学到的。

就中国来说，很多重要的制度其实是有变化的。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固然有技术模仿所产生的动力，但两组制度变革的作用不可忽视。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对农民的解放，带来了农业增长和乡村制造业的发展。这是“自由增进幸福”的典型结果。二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加入WTO所产生的产品市场自由化的制度变革，极大推动了城市经济部门的增长，一大批乡村制造企业转型为城市制造业。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变革，中国经济增长就无法解释。拉美某些国家的困境，也不是典型的“后发劣势”的样板。那里曾经有过的短期经济增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初级产品巨大需求拉动的；当发达国家通过技术革命降低了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以后，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快趋于停滞。所以，所谓“后发劣势”仍然是先进国家经济发展故事的翻版。没有制度变革，任何国家都是“发”不了的。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所揭示的经济发展规律，具有普遍的解释力。

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还要靠制度变革。恐怕未来还需要有两组制度变革，方能推动中国经济走向全面现代化，并完成社会转型任务。一是推动土地、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市场化，特别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这项改革若成功推进，将极大改变中国居民的利益结构，实现中国人的消费创新，未来经济增长的总需求约束将得以化解。如果患得患失，浮皮潦草地糊弄一下，中国经济停滞的命运将不可避免。二是在要素市场化改革获得关键突破的前提下，推动公共领域的权利配置改革。这项改革的复杂性足以考验政治家的智慧，也考验中国文化与人类文明相契合的资源价值。

中国经济报告，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