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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进村以后


前些日子读到台湾一位著名乡村规划专家刘英俊先生的一篇网络文章,精神为之一振。他说在台湾有些人整天把農業當成某種生活方式、田園情調,以為農業就只是汗水和土地的結合體;但这些人不懂也不肯鑽研農業技術,還整天鬼扯些天地人、精氣神、天地萬物共生的自然哲學。一些退休金领足的银发族、科技领域打拼腻歪的工程师,以为自己挽起裤腿就可当农民!问题是政府官员也跟着瞎起哄,他说,政府官员“可能在辦公室冷氣吹太多,導致腦水乾枯,居然跟著文青瞎起鬨,舉辦快樂暑期農場打工夏令營,把自己當成旅行社業務。”

     刘英俊先生讲得是台湾,也是批评政府的习惯口吻,但听起来他的话与大陆这边也不是没有一点关系。

     近些年,投身农村、农业事务的城里人多了起来,大的方面看,可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教育农民的人士,其中有志愿者,也有机构赞助者;另一类是在农村搞农业投资或其他相关投资的人士,这个队伍更复杂一些,有真正热爱农业并认为农业有盈利机会的,也有在农村有某种社会资源、可利用这种资源赚钱的人。

     想教育农民的人士,在农村做了多种多样的事情,其中有很浪漫的。有一位长期深入农村做农村文化变迁研究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有文化的城里人去给农民讲诗歌,开讲不久问农民一个问题:有个东西,扑通一声掉到了水塘里,这东西是什么?农民答,石头。有文化的城里人说不对。人掉进去了,也不对。农民的很多答案都错了。有文化的城里人说,是月亮掉到了水里!农民听了这个答案,也不顾城里文化人进一步解释,便纷纷回家喂猪去了。隔天再叫农民听城里人的讲座,农民就不肯去了。我揣摩,城里文化人大概是想要告诉农民,写诗歌需要夸张,需要想象力,但这位文化人没有从民歌创作开始讲自己的道理,农民没有听懂,以为这文化人脑筋有问题。

     上面这位文化人多少有点想拯救农民的意思,但城里的文化人并不全是这样自作多情。有的城里文化人对被称为“乡村传统文化”的东西有一种迷恋。记得在一个会上,我就遇到这么一位。他说,自己在农村看到一个场景:有一位拄拐杖的老人,不小心,拐杖倒了。一位小伙子见了赶紧替老人拾起拐杖。这样的事情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大概算一件平常事情,但这位文化人却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人的经典场景,反映了一个社会里尊卑长幼的伦理秩序,很值得发扬光大。按他的意思,这场景在城里已经久违,在西方社会更是难得一见。他还说,一支拐杖,就象征权威;老人的拐杖剁地几下,一个村庄便会颤抖三天。听了这个表白,笔者心下便觉得这种欣赏颇有点变态的意味。一般的扶危济困行为,大概有点文明程度的社会都会存在,但如果把老人与权威等同起来,即使是我们社会的标志,恐怕也不值得欣赏。

  然而,偏偏有城里的文化人喜欢乡村的伦理关系。有的企业家资助文化人给农民讲儒家学说,据说盛况空前,特别是老人们很喜欢听。乡村风气也发生了变化,年轻人更愿意孝敬老人了。再做一个推理,因为儒学学说的弘扬光大,似乎在农村不必要推广社会化养老了。但笔者不大相信这个效果。在古代农村社会,因为土地、务农技巧以及社会关系是人们生存的核心资源,而这几种资源恰好容易被老人掌握,于是,所谓孝道就有了社会基础。所以,在过去,不是儒学造就了孝道,而是孝道的社会基础造就了儒学。这个道理似乎不为城里文化人所懂。至于文化人夸耀自己教育农民的业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假象。对于一个村庄,一群人到来,又组织大家上课,那可是带了社会压力的,年轻农民自然会做个配合,做个样子,哪是儒学的威力啊!讲孝道 老人当然爱听。我这话不愿意在群里讲透。文化学者不懂现代社会学、心理学是个问题;因为这种无知,他们浪费了自己的精力,也浪费了社会财富。乡村社会以后究竟怎么演进,自然有自己的规律,这里就不必说了。

        事实上,有的城里文化人对乡村的习俗颇有敌意。也是朋友告诉我,有的文化人在乡村办了类似“书院”的设施,自己在村庄有了落脚处,也有了呼朋唤友的基地,便有点孤芳自赏起来,并不欢迎农民造访。有的下乡文化人遭遇农民多次“串门”以后,便在自己的门口挂了块牌子,上面写道:村民不得入内。想起来这也不奇怪。农民兄弟不解“月亮掉入池塘”的风情,怎么能和他们一起说东道西?

        另一类去农村搞农业的城里人,多少有点尴尬。且不说那些在农村挂了某某合作社牌子、并凭借这牌子套取国家补贴的城里人如何折腾,单说那些有创业热情的人士,几年下来,便叫苦连天。还是那位台湾的朋友看得透。他说,農業 = + 業,里面有太多技術專業與產業運作的成分,“文青”千萬不要只看農不看業。若真的對農業有興趣,就先在家孵孵綠豆、養養香菇,不要跑出來亂,農村是很危險的!台湾这朋友的话听起来有些刻薄,但却不无道理。城里朋友们在农村圈上几百亩地,若按传统办法营销自己的产品,就挣不了多少钱。他们往往自己不亲自下地,雇佣几个当地农民打理农场,自己一年能捞一、二十万,也就不错了,其实还不如自己在城里做个白领。如果他们想做了有机农业的品牌,立刻就遇到巨大的营销成本问题,可能连本金也收不回来。这些朋友就像买股票的,挣点钱就愿意嚷嚷,亏了钱就紧闭嘴巴。还有一些朋友在农村租了几千、上万亩地,先是雇佣一个团队搞生产,后来发现不行,便搞“分包制”,还是不行。农业的日工资单价这几年迅速提高,而我国当下地租率也很高,再加上农产品流通领域事实上已经布满了垄断商人,开农场的朋友们就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其实,连发达国家的农场也不稀罕亏损。好在是发达国家的农民合作社非常强大,有的国家全国就几个合作社垄断了几种主要农产品的流通、加工和农业服务,他们便能让农场主分享利润,农场主也就能过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这些农场主都是懂“业”的经营者,又多拥有自己的土地;即使部分地租地经营,地租率也不高。日本北海道的农地甚至可以“零地租率”租到土地。这些条件在我国都不具备,城里人贸然下农场做农场主,着实比较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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