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一个粗略估计，在本世纪中叶，若中国经济还能保持7.5%的增长率，则中国的人均DGP可增长10倍有余。这一结果的意义之重大自不消说。实现这一目标当然需要一定的国际环境，也需要一定的国内政治发展空间。假设这两方面问题不大，就需要判断经济体制及资源条件能提供多大的空间，才能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

对这个问题做精确的数量预测式的讨论，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这里基于经济学者的“经验与信念”做一种实验性的讨论。

资源不是根本问题

从经济因素看，未来中国中长期稳定发展必须考虑环境、能源、劳动与

土地这几种因素。

环境是技术进步与土地制度的函数。如果排放技术不进步，中国经济现在就已经垮台；以后还要靠排放技术的改进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空间。空气、土壤和水体的污染几方面，至少后两者与产权有密切关系。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污染根源追到底，以为是交易成本问题，这个当然不错，但合理的产权制度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从多种因素综合评价看，能源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国人均能源消耗肯定还会大幅增加，这是经济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能源消耗增速会逐渐接近峰值，不会与人均GDP增速保持一致。未来要靠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解决问题，目前已经有很多信息足以让我们乐观。

劳动者的数量与质量也不是大问题。中国人对教育的热情不分阶层高下，政府理念也大体靠谱，加上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及历史文化的积淀，更让我们对劳动要素的支撑能力充满信心。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政策已经在积极的城市化政策下奠定基础，未来还有望更加合理务实。

土地要素是最大的问题，但问题不是来自土地的绝对数量，而是来自相关理念与体制。

算一笔大帐。按世界比较先进的水平，如果城市建设用地（包括工矿区）每亩土地的GDP产出达到200万人民币，我国GDP产出可达到200万亿，是目前总量的3倍多！如果今后30年内城市建设用地扩大一倍，单位产出达到300万人民币，GDP总量将达到600万亿！那时，中国居民平均每个家庭的GDP将达到约40万元。把城市建设用地用地扩大到2亿亩不是什么问题。我国现有近150亿亩国土，其中近60亿亩适合人类居住。即使在60亿亩中划定30亿亩作为农业保护区（包括约10%的河流、道路村庄等），还有近30亿亩做其他用途，包括生态保护区用地等，这其中拿出2亿亩发展城市没有任何问题。总之，农用地保障与城市化用地保障完全可以做到并行不悖。

资源条件是技术的函数，而技术并不简单地史一个外生因素；技术的商业利用，甚至技术发现本身，都与经济制度有关，其中包括技术使用的定价机制。所以，如果哪一种资源利用出了问题，一定是相关资源利用的交易的条件出了问题。

“消费抑制”伤害国民经济

制约我国中长期发展的真正难题，是一系列政策与体制因素造成的“消费抑制”。

人们通常把消费与收入联系起来，这个看法过于笼统。撇开微观消费理论不说，作为宏观经济分析概念的消费需求，不仅受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不当的经济体制会产生消费抑制后果。依笔者理解，消费抑制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在既定经济参数的影响下有较强的储蓄倾向，将消费比例压低到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程度。

经济活动的最终需求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是消费需求派生的。当资本品供应部门因投资的不断扩大而长期陷于亏损状态，就意味着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出现消费抑制。消费抑制不是指收入水平低下而制约购买力，而是指国民储蓄率过高，消费动力不足。近些年我国国民储蓄率重新恢复高比例，2013年达51%，但经济增速放慢，这意味着资本效率在下降。如此下去，经济前景不妙。

消费抑制的两大成因

导致消费抑制发生的因素很多，例如国民劳动时间过长会制约对娱乐的消费；家庭养老较之社会化养老会制约老人消费，等等。在各种制约因素中，两个重要因素通常被忽视：一是因食品价格高昂引起的大比例恩格尔系数（食品开始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二是国民的居住形态。

我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约36%，而发达国家多在20%以下。在我们这样一个国民勤俭持家的国度，食品开支若不稳定地低于一定水平，势必激励百姓维持较高的储蓄率。食品价格越是在高水平上不稳定，生活的不确定性感受就越强，人们为提高生活的安全感，就越倾向于多储蓄。

国民的居住形态对消费有重大影响。独栋房子为主的居住形态，会极大增加消费开支。美国国民的住房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平均在35%以上。独栋房屋引起的设施开支、房屋维护、庭院打理等，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按环境心理学的研究结论，独栋房屋的主人与高层楼房的主人相比，前者的心态良好，乐于交际，与人为善，较后者会发生较大的交际开支。把这种支出看做“生活成本”并无不妥，但这种支出代表了一种生活品质，正是实现“中国梦”所要追求的！

          土地制度改革是突破消费抑制的关键

稳定地降低食品价格的路径是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我国的农业竞争力水平。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主要是变革农业经营组织形态，通过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专业化的家庭农场。现在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土地流转成本高昂，地租占到农业纯收入的一半以上。高昂地租背离农业经济规律，无疑与现行土地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低有密切关系。市场化程度低，兼业农户担心流转出去的土地在需要时不能收回，就会发生“惜租”行为，地租率就难以下降。不改土地制度，食品价格及恩格尔系数就难以下降，消费抑制的困境就难以摆脱。

匪夷所思的城市土地70年使用权，也是消费抑制的重要根源。高品质的房屋建造及室内外装修，用十几二十年不算什么，但土地使用期限不经意就到了！因为有这个期限，逻辑上说，一辈人对上辈人的房屋遗产不需要花钱折腾。这个限制客观上鼓励人们将就过日子，消费抑制不可避免。

改变国人的居住形态，特别是让城市中产阶层以上的居民有独栋房屋居住，土地资源数量不构成约束。如若不考虑存量调整的困难，仅仅把城市居民区用地占城市用地的比重调整到45%左右即可。按这个标准，我国城市的三分之二的家庭可以有独栋房屋用地，当然是经济型的独栋房屋。现实的选择主要是增量调整。可以大力将不适合农业的边角土地及一部分村庄用地投入住房建设用地市场，满足独栋房屋建设的需要。在今后30年内新增5000万亩住房建设用地，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不会影响农地保护。欧洲不少国家的人口密度不亚于我们，但居民的居住品质远好于我们。收入低的居民可以居住楼房。有人会说我们现在连楼房都买不起，还能买得起别墅？！

打破消费抑制，实现消费创新，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将不可限量，而土地制度改革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所在。土地制度如何改？这里长话短说，不外乎做这样几件事情：一是先要解放思想，形成关于所有权的工具性概念，把各个领域的私营经济发展主体的平等权利看做社会主义重要经济基础，大胆建立各类居民的土地财产权。二是改革政府土地规划管理体制，合理配置各级政府的土地规划管理权限；中央政府强化对生态用地的规划管理，健全市场秩序，建立农业保护区，其他土地在参数透明的调控框架下转移给地方政府管理。三是在规划管理的基础上开放土地市场，拆除市场藩篱，让各类主体平等参与土地市场交易。这些改革无疑需要统筹安排，修改和完善现有法规、制定新法规。大方向明确后，具体路径的选择不是太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