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忙里偷闲，读一本与手头工作关系不大的书，《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书的作者是以色列的年轻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这本书出版后颇受史学界关注，盖因书的作者提出了一套蛮有新意的解说人类历史演变的理论。

大略说来，书的作者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生存能力提高的历史，也是一个社会组织结构由小到大、由简单变复杂的历史。组织由小变大时，人们会付出“养活”组织的巨大成本，而人们之所以愿意服从这种安排，并在这种安排中各司其职，与陌生人结盟共事，是因为人们讲了一些虚构的“故事”，并且相信了这些故事。这些故事总具有网状收服功能，人们不得不就范于其中。那些故事会变化，社会组织系统也会变化；二者会相互借力影响。如果变化剧烈，就意味着一场“革命”发生，人们将不得不学会服从于新的社会结构。

讲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赫拉利不可能全提供原创知识。他借助了Dunbar等学者的一个社会学研究发现。人类有了语言能力以后，不仅提高了交流生存技巧的能力，还学会了搬弄是非、扯皮放炮。但只要交往圈子不是太大，人们彼此相互熟悉，便会大体形成一个可以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即使有谁吹牛皮的能耐大，也做不了领袖。在这样的圈子里，没有正式的制度安排，也没有等级与强制。这个圈子的最大规模大约是150人！

远古时期的人们，不免会在超过150人的范围里活动，这时就有了麻烦。因为突破了熟人圈子，人们之间的合作不能再靠平日建立的信任，彼此来往就有了困难。这个时候，就有人出来编造故事，只要人们相信这个故事，并接受故事所内涵的逻辑，合作便会发生。

最先编出来的是神祗崇拜故事。那个时候人们的生存能力很弱；在多种自然力量面前，人们常常不堪一击，对自己的遭遇也不明觉厉，所以容易相信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一切都是某个神安排好的；这个神的化身可以是一块石头，也可以是一种动物，还可以是一颗流星，等等。若干熟人圈信了这样的故事，就有了共识，便可以有某方面的统一行动。若再有胆子大的人编造说某某人是神力附体的先知，那就更妥帖了，这个家伙便可以发号施令了。

笔者顺着赫拉利的逻辑再做进一步演绎。一个神祗下的若干熟人圈子联合成部族，会与其他神祗下的部族产生隔阂，因为他们之间讲不同的故事。如果他们彼此发生资源利用的暴力冲突，就有军事领袖脱颖而出。这领袖和他的朋友可以讲一个内容更加丰富的故事，说领袖之所以强大，是因为神灵眷顾。这便是君权神授故事的源头。

编故事对一些聪明人来说，十有八九是个阴谋。如果有人信了，那些故事就得编下去，结果通常会对编故事的人带来很多好处，当然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例如伏尔泰曾说：世界上本来没有神，但可别告诉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偷把我宰了。他这话如果公开说，即使他仆人不宰他，其他编故事集团的成员也饶不了他。几百万年里，人类其实天天在过愚人节。

讲故事能很随便么？按照赫拉利的意思，人类历史就是很多偶然事件的连缀，并无一种必然的趋势。这样一来，人类历史就好像由那些讲故事的人的兴致来决定。老实说，笔者很怀疑他的这个意思。几百万年里，有那么多人编故事，并不是人人都编得好。都在编故事，有的人惹祸上身，如昙花一现；有的人却华袍加身，成千秋大业。这能是乔太守巧点鸳鸯谱么？当然不是。故事其实是力量的包装。两百多年以前，伏尔泰不敢揭穿偶像崇拜的故事，是因为强权的力量太大；现如今，人类合作的空间大了许多，且明显不靠偶像崇拜而相互聚拢，而是接受了一套天赋人权的正义性话语体系，乃因为世俗社会靠交易更能保障生存资源，而交易则需要当事人彼此间的权利对等。

虽然说，故事是力量的包装，并不意味着故事可有可无。一种故事若已经深入人心，它便有了强大的组织能量。即使一种故事已经很不合时宜，要换一种故事也很难，因为伏尔泰的那种忧虑，其实也是一大批故事守护者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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