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这是一句由媒体披露的看起来无厘头、无意义的北京民间歌谣；正是这种无意义，却透露的相当一部分北京居民对枯燥单调的出行生活的无奈。媒体报道还说，一些因房价而不得不居住远郊的年轻人每日通勤往返要坐几十站地铁，花费3小时，陷入“回家即睡觉、睡醒又上班”的死循环。这是拥挤难民的一个生活写照。

其实，拥挤难民的苦楚还不止这个。按环境心理学研究，居住于人口稠密的区域，且以高层楼房为居所，还会受到心理的伤害，如心情紧张，人际之间的冷漠，不愿意互助，脾气暴躁等。时间长了，身体也受伤害。

个人受伤害的后果之于社会，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在现有城市居住形态之下，城市事实上有“居民区”，而没有“社区”。所谓社区，是指区域范围和人口规模较小，居民之间主要通过传统习俗、道德压力等非正式规则，来实现主要与安居有关的公共目标而结成的熟人社会单元。在一个真正的社区里，人们之间的熟识，特别是近邻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就成为约束彼此行为的重要力量。但这种机制在我们的城市不存在。一个单元楼里的人们不是不方便认识，而是人们彼此不愿意认识。经过每天2次的拥挤洗礼，人们居家的时间又很少，也只能蒙头卧床几个小时。

单元房的消极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它只是一个每天能睡卧几个钟头的地方。因为隔壁就是邻居，距离小到大大突破心理安全的需要，人们变得紧张烦躁。因为人们一出家门就是“公地”，就是公共空间，财富感知的空间形态受到挤压，房子很难让人们获得可支配的实体财富的感觉。因为空间的挤压，以及单元房下面每一寸土地都是“公地”，人们事实上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适度改变自己住房的某些特性，这就失去了对财富的支配感受，也让人们失去了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路径，而这种消费是发达国家的一个首要类别。

以上的意义似乎不入很多城市研究者的法眼。例如，当上班族的辛劳被媒体不断报道以后，专家出的主意是要调整工作场所布局，争取让人们就近上班；或者应疏散特大城市的功能，把人口带离特大城市。在我看来，这种思路完全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我们的城市居住区建设规划的目标，就大概是为将就活命的穷人设定的，而没有打算让城市形成一个中产阶层。这种普遍的单元楼居住格局，最方便“蚁族”生活。是因为有了这么多人口，这么多受雇者，才会有这么些投资者、雇佣者。按说这种城市规划思路应该容得下安贫乐道的人们，但偏偏做过了头，不小心把房价整上去了，而高房价其实成了财富分配的一个管道，并不能有效拉动内需。于是，但见经济不景气，而这种本来按照很低建筑安装成本不应该会有高价格的单元楼，却偏偏卖出了天价。有房地产开发商糊弄人，还说者房价不高，我们仔细一听，原来他是拿中国的单元楼房（flat）与欧美的独栋房子（house）比呢。明眼人自然不赞成这么个比法。

要让特大城市的人口不再增加，甚至还适度减少，产业布局调整才是关键。而产业布局调整主要应该是增量调整，不是存量调整；存量调整太牺牲效率。但增量调整必然扩大生产能力，可是现在偏偏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这就好像陷入一个走不出去的不良循环。

其实，办法是有的。改变居住形态，扩大老百姓的住房消费，是基本出路之一。国家应尽可能鼓励城市百姓拥有独栋房屋。按日本东京的数据，独栋房屋的建安成本每平米就达2万元，远甚于单元楼的成本，其中包含的拉动消费与投资的潜力大得惊人。而单元楼在购买后，不会跟随更多的住房消费。配套改革的办法，就是土地可以切小块出售，政府出规划后让老百姓自己建房，把房地产商晾一边去。要把居民区在城市的占地比例大幅度提高。内需扩大以后，产业布局的增量调整就会活起来，特大城市的人口也有望减少。

有人质疑，人们连单元房也买不起，还要住独栋房屋？再说中国有那么土地么？这都是那种把传统城市规划当做不可更改的前提而形成的惯性思维，我有充分根据去魅这种质疑。一个好的城市假设规划还根本不会影响耕地保护。这个容以后再说。

 （发表于前日新京报，编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