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个年头，但他闪耀智慧光芒的经济学思想，仍然在启示着今世的经济学家们；他对自己祖国改革发展事业赤子般的关怀与希冀，仍然感动和激励着当今还在为国家命运操心的学子们。

杨小凯先生拥有极高的科学素养。一个社会科学家要获得成功，也必须崇尚简单原则。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了杰出成绩，他也在努力祛除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弊端，努力去用统一的方法和理论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经济学被分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也被一些人看作有显著特点东西。这种分类很遭受人们的诟病。杨小凯先生以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试图给全部经济学提供一个统一的思想平台，其勇气令人赞叹。人们对他工作可以见仁见智，但他此项工作的启示意义却无可置疑。

杨小凯先生对中国转型时期的理解，对中国学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经济学家在解剖中国改革的实际影响时，能不囿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而深入去解剖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杨小凯先生的影响。杨小凯先生提出的“财政联邦主义”等新颖概念，帮助我们学会了透过迷雾看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大大提升了经济学对中国事务的批判力和解释力。改革开放引起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多方面的变化，其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关系的变化是关键变化之一，解剖这种变化及其多重影响，至今仍有重大意义。

杨小凯与其他两位学者在1999年发表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发现小国政府间的竞争有利于体制转轨。他说，“在西欧，试验各种制度，扩散、模仿、转轨到成功的制度的一个重大推动力量是西欧的政治不统一”。美国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疆域大，但人口少，情况也特殊。其余几个大国的转轨（如印度、中国和俄罗斯）都非常艰难。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开始转轨，但过程异常艰难。杨小凯先生指出，由于俄罗斯缺乏法治传统，俄罗斯的转轨也许要比17世纪的美国转轨和19世纪的法国转轨更加困难。法国从旧王朝到新秩序的转轨花了一个世纪，俄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内陆国家，且有着更不利于转轨的历史。自然，我们不必简单套用杨小凯先生的理论来解释当下中国的分权化改革的阻力与前景，因为分权化改革操作不慎会带来风险。但是，只要政治家善于掌握分权的技巧，必定会推进改革走向深入。如今，高层实施的中央审批权下放，正是一种积极的权力重置改革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逝世前皈依了基督教；也许他从上帝那里取得了安宁。笔者对他的选择十分认同与理解，尽管笔者自己并不相信上帝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并给我们带来恐惧。尽管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来化解恐惧，但总还有许多恐惧不能通过人与人之间理性协商或建立制度来消除。避免或减少恐惧的最后办法似乎是宗教信仰。伟大的费尔巴哈曾说：“宗教的整个本质表现并集中在献祭之中。献祭的根源便是依赖感----恐惧、怀疑，对后果、对未来的无把握……而献祭的后果……则是对后果的有把握，自由和幸福”。这是我读到的最深刻的关于宗教原因的解释。想必杨小凯先生也认同费尔巴哈这个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宗教的存在反映了人们试图规范这种关系的愿望，尤其反映了人们关心彼岸世界、试图与彼岸世界对话的愿望。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宗教具有加强人们之间相互认知的作用。共同的崇拜对象、普遍接受的教义规则，可以成为人们之间相互认知的符号，从而可以降低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上帝”寄托了着人们消除不确定性的愿望。人们要把一切的不确定归结为一个最确定的力量，这便是“上帝”。人的一切智慧或一切荒唐似乎都在这里得到反映。所以说，宗教产生的根源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宗教具有降低不确定性的作用。然而，我们在认识的旅途上只能就此止步；我们不必去检索现实世界宗教教义的各种唐突条款，否则我们会有新的困扰。对教义的批判，就容信仰者去天堂与“上帝”去对话吧。天堂里，有经济学家的一席之地。

杨小凯先生去了那里，他在与“上帝”讨教天国的问题。我们世俗的人们必须思考自己世俗的问题。这里套用杨小凯先生的更大范围的分工概念：让信仰关照人们的灵魂，让市场关照人们的口袋，让政府去拾遗补缺。我以为这是来自杨小凯先生的启示。

 （此文发表于今日新京报经济评论版，这里是原文）